五月八日國籍抉擇更換截止日

清日馬關條約中第五條規定:「割讓與日本之地區居民,如欲在被割讓地區之外居住者,可以自由變賣其所有的不動產後遷出。為此自本約批准交換之日起,給與二年寬限期間。但於上述寬限期間屆滿時,尚未遷出該地區之居民,則任由日本國視為日本國臣民。」因此台灣割日後兩年內,台灣人得自由決定去留。又因在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煙台交換了馬關條約的批准書。是故日人決定在二年後亦即一八九七年五月八日為國籍更換的最後期限日。
留在台灣者將自動取得日本國籍成為日本國民。若選擇離開台灣可將所有財產變賣免付稅而離開台灣,兩者擇取其一。
台灣人反對受日本人統治,因而四處皆有武裝抗日戰爭在進行中,同時台灣人也有探究成為獨立國的行動。台灣總督府認為要順利統治台灣,則不要那些抗日義民軍的人留在台灣,消除這一票反日人物,成為日本國國民。根據此想法,於一八九六年十一月頒佈了「台灣及澎湖列島住民退去條規」。此條規的概要是,凡台灣以及澎湖列島的居民希望離去者,不論永世居民或短暫居住者,均須向官府申告,「土匪」則須先投降,解除武裝後離去,離台者所攜帶的財產免除關稅等。
在日人入侵台灣之初前滿清官員業已爭相逃回中國,例如唐景崧、丘逢甲、劉永福等。其後台灣人知道有這麼一個國籍抉擇日的期限,一時也引起一陣的返回原居地的浪潮。但不是日人所期待的「土匪」返回原居地,而是另外一群人。
返回原居地的人除台南城內居民之外,其他地區大部分居民極其平靜,好像是此事與自身無關,也因此台灣社會各安其業。儘管當時有許多的武裝抗爭,然而有心觀察者在這二年寬限期間比較日本統治者的施政方針是過去滿清統治者之無法比擬的,因此放棄離台的念頭也為數不少。

在返回原居地的人物中,有不少是志在滿清科舉功名的生員,因而返回原居地。返回原居地後,向祖籍地方官辦理歸籍手續,在一八九七年春,向泉州府呈報者已達一百六十餘人。是年適逢鄉試之年,五月八日又是台灣人定籍的期限,因此自年初開始,有志於科名的士紳即返歸中國,準備應考,例如台北大稻埕廩生陳廷樞、陳植棋、生員何世琨、陳祚年、陳作塗等。
尚有一種人為保留在台灣所擁有的產業,但又不甘心喪失追求滿清科舉功名之機會,於是將姓名寄回中國申報歸籍,而人仍留在台灣經營產業,至考前始返回原居地赴考,日人輿論譏之為「一身兩用」。

台灣各地的情形是
台北縣: 返回原居地者大多係來台灣打工者或在大陸有財產者,若在台灣有不動產或父祖墳墓者甚少離去。返回原居地總戶數三百六十九戶,一千五百七十四人。
台中縣:返回原居地者概係在中國有財產者,或移民至台不久者,並非對日人施政有異議者,總人數三百零一人。
台南縣:因傳言阿片(鴉片)令實施後煙價會上漲,以及謠傳成為日本人國籍後台灣總督府將進行鐵腕改革台人風俗習慣,實施原本富戶所不為的日本式的征兵制度,征收重稅,斷絕與中國之交通等各種不利的訊息,以致返回原居地者高達四千五百人。
台南地區:返回原居地者大多是中等以上居民,基層民眾因無儲蓄,無法成行,返回原居地者大都屬富戶,在同時一起變賣房地產,一時房地產價格暴跌。
澎湖 : 返回原居地者計有八十一人,概屬在中國有至親者。
全台灣返回原居地者合計六千四百五十六人,此一數目僅指有向台灣的日本政府申報者,不包括私自偷渡。返回原居地人數佔當時人口三百萬的千分之二點三,顯然生活的密切關係使當時台灣人做此抉擇。返歸中國的原因有二項重點可分析如下:

一. 業已考取功名之進士、舉人、秀才出身者及有志於清國宦途者。
二. 在中國有產業者。

有關台灣人考取功名者自西元一八六二至一八七四年(共十三年)也就是在清同治年間,計有進士七人、舉人三十二人、貢生七十一人。到了在光緒年間一八七五至一八九四年(共二十年),計有進士十三人、舉人五十人、貢生一百三十四人。這群人合計有三百餘人及其眷屬,因業已不同於平民,尚有出任仕途之機會,所以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大多數選擇離棄台灣。
國籍選擇的期限過後,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也漸趨遠離,在台灣執政者刻意分化下,兩地的交流以國與國的關係進行,嚴格限制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往來。清國曾要求在台灣設領事館,台灣執政者非但加以拒絕,而且努力排除清國對台灣居民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居民的國籍成為日本籍,但殖民地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分明不能將台灣人變成真正的日本人。在有形無形差別待遇的痛苦中,無意中大大強化了「台灣人」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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