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師範學生的二次反抗鬥爭

台北師範學生參加文化協會的人數最多,從創立時就有一百三十六人,他們因民族意識普遍的高,又因清寒的學生較多階級意識也較為強烈,受文化協會啟蒙後爭取合理自由,常與學校當局發生糾紛。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三日及五日,該學校學生杜榮輝等數十人,因交通紀律問題跟台北大稻埕新街派出所(今之延平北路一段)的警察栗生山發生爭執。該所警察栗生山到校查問時,該校台灣人學生六○○餘人將警察團團圍住而向其投石,日警落荒而逃。南警署聞報後急急增派警察隊到校鎮壓,結果有學生四十五人被捕,他們被扣押了三,五天後才被釋放,如此使青年人燃起更大的抗日事件。
總督府認為這次的學生反抗事件是受文化協會的影響,青年學生為何集體變成反日份子,乃給予文化協會施加壓力,並利用其御用新聞「台灣日日新報」公開攻擊,同時命令各校逼迫學生退出文化協會,因此各校學生被迫退會,在台北師範學校的退會者竟達二百○五人,台中商業七十三人,一般社會的教員、官公廳、銀行、會社的職員也被迫相繼退會。
台北師範的抗日鬥爭事件發生有同學們被逮捕,後在校方的壓力下雖退出文化協會但學生的反日意識不減反而更加激昂,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又因台灣人學生與日本人學生的衝突而分派武鬥,但學校當局偏袒日本人學生,所以再度引起更大的「第二次抗日鬥爭事件」,以致台灣人學生三十六人遭受退學處分。這些學生都俱有強烈的民族意識,被迫退學後大都前往東京或中國各地獻身於社會主義運動。當時被迫退學的學生名單如下:
台北 林懋貴 陳植棋 張伴池 李石岑 陳炘 黃詩禮 陳喬岳 徐風培 林朝綜 簡萬火 許吉 李肇基(即李友邦,台北蘆洲人,請參閱p127) 連明燈 蘇永福
新竹 李講從 謝武烈 范仁登 陳世昌 陳和貴 廖喜郎
台中 紀清山 張大端 賴萬得 陳在癸 何火炎 林兌(請參閱p127) 周宗河 王榮華 王連 陳慶 呂江水 賴明天 林添進 曾新發
台南 廖興家
高雄 阮德茂

其他學潮尚有台中商業同盟罷學(一九二○年十一月)、台南師範同盟罷學(一九二五年四月)、台北商工學校同盟罷課(一九二六月十月)、台中一中同盟罷學(一九二七年五月)、台南第二高女謝恩會事件(一九二八年三月)、台中師範學潮(一九二八年)、醫學專門學校等全島各校的大小抗日鬥爭層出不窮。
在這些學生的抗爭運動背後,蔣渭水有如一隻看不見的手發揮其影響力,他是學生心目中的「台灣的恩人」、「台灣青年的導師」,但也被日本當局認為是幕後的煽動者嚴加監視。

李友邦 原名李肇基,一九○六年四月十日生,台北蘆洲人,一九二二年從和尚洲公學校畢業,四月進入「台北師範」,在北師二年級時與同學林木順、林添進等人因襲擊警察派出所遭退學。後與林木順離台,考入黃埔軍校第二期,得孫文、廖仲愷之助在廣州成立「台灣獨立革命黨」擔任黨主席。當時福建的台灣人甚多,台灣抗日青年到中國,常因語言不通,被當作日本間諜而關入黑牢,部份僥倖不死的台灣人在李友邦的營救下紛紛參加抗日組織。加上其他抗日團體如「台灣抗日復土同盟」亦宣布加入台灣獨立革命黨,使之成為在中國最有力量的台灣人抗日團體。在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國民黨的「清黨」時被迫離開廣州,到杭州工作,結交許多左翼人士,一九三二年被捕,送入浙江陸軍監獄,直到西安事變第二次國共合作後才正式被釋放。不久中日發生戰爭,他以台灣獨立革命黨為基幹,在浙江金華酒坊巷十八號成立「台灣義勇隊」,這個義勇隊成立之初得到國民政府最高當局的默認,由於台灣人的日籍身份,僅給予非正式軍人身份的「義勇隊」地位,經費全部自籌備。在浙江金華地區與中共新四軍一起對日軍作戰。

林兌 台中人原本就讀台北師範,在一九二四年底抗日鬥爭事件中被退學,後赴日本就讀日本大學,在東京時加入「社會科學研究部」,林兌等返台支援島內的「台灣農民組合」,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林兌與林木順、陳來旺、林添進共四人成立了「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的台共東京機構。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林兌攜「農業問題對策」返台,與謝雪紅打通連絡線,並協助了農民組合及文化協會進行共產主義化運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台灣農民組合在台灣共產黨島內黨中央、謝雪紅及海外黨中央特派員、林兌的幕後指導之下,在台中市樂舞台召開「台灣農民組合第二屆全島大會」,在一九三○年春林兌、吳坤煌、葉秋木、張麗旭等組織一個「台灣左翼文化聯盟」。林兌到一九三一年三月才被保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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