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化協會第二屆代表大會

新文化協會成立後立即發動多項工作,尤其是支援無產者,所以日本當局也沒閒著,為應付新文化協會的激烈的政治鬥爭。在新竹及台南等大事件一旦發生,日警逮住機會將文化協會領導幹部一網打盡,文化協會領導中央就空虛無人,支部工作停頓,會員退縮等消沈的狀態,譬如成立時全島會員達一千○三十三人,但至一九二七年底卻減為六百七十七人。
於是,林碧梧等中央委員二十五人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在本部辦公廳召開中央委員會,決定縮小組織及節省開支,把常務理事減為七人,工作單位也縮小為六部份。當日下午突遭警察衝入,命令解散,以致被迫散會。而且,當夜又又代表十六人被捕。因警察的強力介入故等到翌年(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為代替第二次代表大會處理一些迄未議決的案件,才再召集中央委員會于本部,推楊貴為議長,林冬桂任書記,在會上決議:
1. 將文化協會的本質定位為「代表無產階級的思想團體」,以工人、農民、小市民為組織細胞,全力組織學生、工、農、小市民。
2. 各分部與支部置通信負責人
3. 今後的工作方針為組織左翼團體、組織小市民、訓練青年、促進工農合作、統制問題等。

又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台灣農民組合」突遭警察的大逮捕,(二一二事件)(請參閱p187)爆發,文化協會本部與各地分支部均被搜索,而受到再一次的極大打擊,以致工作全部停頓。林碧梧、鄭明祿等幹部七人,才在五月六日聚集於本部開中央委員會,為了振作今後的各地活動而決議:
1. 組織巡迴演講隊進行啟蒙工作及廣泛的思想宣傳。
2. 與東京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蘇新合作來推行救援工作。

到了五月底,入獄的王敏川等幹部逐漸被釋放,又整個社會主義運動盛旺起來所刺激,文化協會的運動也跟著再活躍起來。

從一九二七年二月「台灣黑色青年聯盟」遭到一連串的逮捕,台灣島內的社會主義陣營裡開始變化,即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二大系統開始分化,並由共產主義派逐漸佔上風。一九二八年四月「台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成立于上海之後,文化協會即無可避免的受其極大的影響,以致出現國際共產主義的思想傾向,例如,三月十八日在台灣共產黨中央委員莊春火的指導之下,文化協會會員林朝宗樣等召集了工會會員三十餘人,在基隆支部開「巴黎公社」紀念座談會,並散發二百份檄文。
台灣解放運動直接的受到來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錯綜複雜的波及於台灣島內。以致分為以王敏川為首的「上大派」(上海大學派-蔡孝乾、翁澤生、莊春火、洪朝宗、蔡火旺、王萬得、陳玉英、潘欽信、周天啟、莊泗川、李曉芳等),及連溫卿的「非上大派」(胡柳生、林清海、陳本生、陳總、黃白成枝、藍南山、林朝宗、林斐芳等)。隨著日本共產主義陣營裡的相剋,在台灣也引起連溫卿派與王敏川派的相互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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