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產黨

日本初期的社會主義者片山潛與近藤榮藏在美國開始從事僑居美洲日本人間的社會主義運動。
近藤榮藏返國後遍訪當時著名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山川均(馬克思主義者)、圻利彥(馬克思主義者)、荒佃寒村(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無政府主義者)等人,勸說要組織共產主義「黨」的時機已成熟,但這些知識份子出身的共產主義者,因對于十年前幸德秋水等二十四人以企圖暗殺明治天皇並圖謀改變國體為由,全被處死刑的印象還很深刻,所以不敢輕信近藤榮藏的主張,只在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創立東京大學的「新人會」,並由大杉榮與螺利彥在一九二○年(大正九年)創立「日本共產主義同盟」。
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近藤榮藏在山川均處在同年六月往赴上海跟東方局直接取得連繫並領取若干的工作資金後,重返東京。於是,近藤榮藏即召集了十二個同志秘密結成「曉民共產黨」。
共產國際東方局又派來密使張太雷,慫恿日方派遣代表參加即將召開的「東方民族大會」。於是近藤榮藏、德田球一等代表七人(共產主義者二人,無政府主義者五人),即經過上海密航莫斯科而參加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一月所召開的「東方民族大會」。此時,片山潛也被美國共產黨日本人支部派遣到莫斯科參加大會。其中,留下了工人德田球一送進「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再行教育,經過二年的特訓之後再送回日本擔任建黨工作。後來就任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長當時才二十七歲的青年人,也是為史大林唯一的日本人徒弟。

在此也將日本的政局走向做一說明,一九二四年在軍部、大資本家及元老所支持下通過「治安維持法」,此法的成立就埋葬了大正時代的民主主義期。利用此法即取締社會科學研究會,並在中、上學校實行軍訓教育。一九二七年田中內閣在五月二十八日以護僑為名出兵山東,六月在奉天炸死張作霖,六月二十七發表「滿州、蒙古並非中國領土」,一九二八年三月有三一五大逮捕,六月修改「治安維持法」將原十年徒刑提高為死刑,七月設置特高警察,憲兵隊設思想科。一九二九年田中義一內閣下台,濱口雄幸組閣(一九二九 – 一九三一)採取較溫和態度,但為不滿的極右派青年殺死。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中國東北。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日本首相犬養毅被剌身亡,從此政黨內閣宣告結束,法西斯軍部抬頭。一九三三建立「滿州國」,五月入侵華北迫中國簽塘沽協定(迫中國劃長城以南的河北省東北地區為非武裝區)。日本一步步向戰爭邁入,殖民地的台灣更是進入了無政治、結社自由的黑暗時期。

日本共產黨的建黨

這些年青的日本人共產主義者在莫斯科受到共產國際的洗禮並以布爾塞維克的姿勢重返東京後,日本的建黨工作乃急速進展,即在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召開秘密組織的「日本共產黨成立大會」,選出中央委員垠利彥、山川均、荒佃寒村、近藤榮藏、高津正道、橋浦時雄、德田球一等七人,並在同年十月的「共產國際第四屆代表大會上被允許加入而成為「共產國際日本支部」。

日共遭逮捕與獄中解黨

當時已被警察的特務滲透黨內,以致大會記錄竟被劫去,所以剛成立不久的日本共產黨終被一網打盡(一九二三年六月的「第一次逮捕,被捕一○○餘人」)。
同年(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發生史上著名的「東京大地震」,在社會動盪民心不安的情況之下,日本軍閥及右翼份子乃趁機消滅所謂不良朝鮮人與共產主義者而施展大屠殺:
1. 「朝鮮人大屠殺事件」(僑居東京一帶的朝鮮人無端被暴徒殺害達六千餘人)
2. 「大杉榮慘殺事件」(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及其一家大小都被憲兵大尉、甘粕正彥非法逮捕後慘殺於憲兵隊的內庭)
3. 「龜戶事件」(在渡邊政之輔領導下的南葛勞動組合幹部、川合義虎等九人遭龜戶警察慘殺)。
到了一九二四年三月,被釋放的山川均、垠利彥、德田球一、野扳參三、市川正一等黨的領導幹部乃會合於東京大森區,終于正式議決並宣佈解散日共。
此時莫斯科正在召開「共產國際第五屆代表大會」(佐野學、近藤榮藏代表參加),東京的「解黨派」也派荒佃寒村等前後三次前往莫斯科請求共產國際對于解黨之事予以同意,但均遭駁斥。共產國際隨即成立了「日本委員會」(委員長、英國黨員Brown,委員霍金斯基、片山潛、德田球一等),並指示佐野學負責黨的重建工作,同時下令東方局書記長、霍金斯基召集所有的日共幹部於上海。霍金斯基與佐野學商討的結果,於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一月在「上海會議」上,推舉新的委員長德田球一,中央委員佐野學、渡邊政之輔(請參閱p156)等六人,重新成立黨的領導核心,使之返國並負責重建工作(第二次日共建黨)。
這樣,第二次日共建黨工作乃在共產國際金錢人力支援及督促之下,由上述的六人領導幹部開始進行,到一年後才把黨員增為二○餘人,再過一年當召開「黨重建大會」時,黨員才再增至一○○餘人,其後在發展時期的黨員記錄最多時有六○○餘人。如把日共的這種情形與上述的中國共產黨比較起來,其中最大的區別是中國共產黨是有武裝而日共卻沒有。

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二月日本政府施行所謂「普選」(根據普通選舉法,滿二十五歲的男子均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日共指導部接到上海東方局殷遜的指令:「必須利用選舉而在大眾面前公然展開宣傳,藉以擴大黨勢」,於是秘密組織的日共乃藉諸左派無產政黨的「勞動農民黨」(簡稱「勞農黨」)為合法的掩護,舉出德田球一等十一人為候補而參加競選,結果,雖然全數落選,但也獲得有效投票的 ○.五%(四萬票)票數,並因在競選中廣泛的散發印有日共名義的傳單,同時在同一時期也創刊了機關報紙的「赤旗」,所以才讓一般大眾知道日共的存在,而達到所期目的。
然而在另一方面,日本陸軍大將田中義一奉命組織政友會內閣以後,對共產黨採取極端的恐怖政策,「赤旗」也只得停刊,田中內閣並進行斬草除根的大檢肅,此時已有警察特務鑽進日共的領導中樞,把其內部機密全部探悉,終在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三月十五拂曉在全國進行寸草不留的大逮捕,又稱三一五大逮捕,被捕的日共黨員及其關係者竟達三千四○○餘人,但佐野學、渡邊政之輔(此人後在基隆自盡)、鍋山貞親、市川正一等重要幹部卻僥倖脫臉,其中被起訴者共有四百八十四人,不但是黨,做為群眾橋樑的外圍團體的勞農黨、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日本無產青年同盟、學生聯合會、東大新人會、各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等也一律被命令解散。京都大學名教授河上肇、東京大學教授大森義太郎、九州大學教授向扳逸郎等著名的共產主義學者也一一從學校被驅逐。
同年七月,警察當局為了長期施展鎮壓政策,竟把只設在東京警視廳的「特高課」(特別高等刑事課)擴展于全國各地,這在戰前乃成為人人最為畏懼的警察特務網,日共也從此而加強了地下活動,所以造成「特高課」與「日共」互在地下拚命死鬥的局面出現。
日共領導部遭三一五大逮捕而國內領導核心被殲滅後,一九二八年十月從出席莫斯科「共產國際第六屆代表大會」返國的日共中央常任委員市川正一,召集高橋貞樹、間庭未吉、三田村四郎(未被逮捕)、鍋山貞親(從上海返國)等,由這四人成立了「中央政治局」,擬以繼續重建黨的組織工作,並在半年中,把黨員恢復為二○○餘人,赤旗的發行也恢復到三○○份。同時也把被命令解散的勞動組合重建起來,即召集了一萬二千勞動者重新設立「日本勞動組合全國協議會」(其後的組會員最多時達三萬五千人)。
在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四月十六日起日本政府對共產黨再次進行全國大逮捕(四一六大逮捕),遭捕者共達四千人,市川正一、高橋貞樹、鍋山貞親、三田村四郎等幹部在各地秘密住所相繼被逮捕。因此,剛成立的中央政治局被摧垮,日共的整個組織再一次遭受毀滅性的打擊。
在日本的四一六大逮捕之後,重建日共的鬥爭路線就必然的注重於武裝鬥爭方面,這就是史大林領導下的共產國際的所謂「極左路線」。當時,日共在委員長、田中清玄(東京第三區黨負責人,因拒絕黨中央命令提出黨員名單,所以才得免被捕),中央委員、佐野博(莫斯科列寧學校畢業後,任國際共產青年同盟執行委員,被共產國際派遣返日本擬以負重建黨之實),與中央委員、前納善四郎(勞工運動出身)這三個人組成「中央政治局」進行重建工作,結果,到後一九二九年冬,恢復黨員至二○○餘人,秘密發行「赤旗」八○○餘份。
日共中央為了準備武裝鬥爭,一九三○年二月適逢日本國會的第十七屆總選舉的時期(第二次普選),日共公然組織宣傳隊,到各處舉行演講會及散發傳單,於是,以保護這些公開活動為目的,黨中央隨即組織「行動隊」(隊長田中清玄,幹事長堅山利忠,隊員二○○人),就是持有手槍、刀劍等武裝部隊,僅在一九三○年的一年當中襲擊警察隊就有二十起。然而,當時遍佈在全國的「特高課」的勢力已遠勝過重建後的日共勢力,因此,日共的所謂「東京五月勞動節武裝鬥爭」計劃失敗後,各地的秘密組織均被破獲,佐野博、前納善四郎等相繼被捕,至一九三○年七月田中清玄被捕為止,這武裝日共終結。
因為共產國際所指示的「日本綱領」朝令夕改,以致,重建後的日共中央被搞得手忙腳亂,各階層的日共黨員在思想上、戰略上的混亂情形更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已被捕在獄中的幹部黨員佐野學、鍋山貞親、中尾勝另、高橋貞樹、三田村四郎、田中清玄等也因此而相繼宣佈脫離日共,風間丈吉於一九三二年十月被捕後也跟著脫離日共。日本共產黨至此全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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