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共開除謝雪紅

潘欽信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從廈門返抵高雄。先與王萬得在台北晤面並商議有關召開黨第二屆臨時大會。四月二十日在翁水進之住宅處召開「黨臨時大會準備委員會」。由潘欽信、王萬得、蘇新、蕭來福為準備委員,在會中潘欽信報告東方局及中共中央的指令,決定由潘欽信依據東方局與中共中央所指示起草新政治大綱草案。黨臨時大會準備委員會經過多次開會討論,在五月十五日將草案定案,並由蘇新把新政治大綱六份攜到南部與彰化的王細松、王溪森、詹以昌,高雄的莊守、劉守鴻、顏石吉,以及津野助好、周坤棋等會面並商議檢討。五月二十五、六日王萬得在台北工業學校後的民宅召開「北部黨員大會」,蕭來福、簡氏娥、張朝基、張道福、謝祈年、郭德金、盧新發出席。會中決定了要向臨時大會提出的議案其中有除名謝雪紅案。
「黨第二屆臨時大會」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王萬得借用其親戚鄭水龍在淡水郡八里岔住宅召開,出席者國際代表潘欽信、改革同盟代表王萬得、勞動代表蕭來福、農民運動代表顏石吉、北部地方代表蘇新、簡氏娥、南部地方代表劉守鴻、莊守等。由王萬得任議長、蘇新為書記。首先潘欽信以「共產國際東方局派遣員的資格向大會報告東方局與中共中央的指令及友誼指導。
隨後潘欽信等乃將議案提出並由大會審議決定:一.解散黨改革同盟因在組織原則上造成了黨中有黨的錯誤。二.決定新政治大綱(潘欽信的草案)。三.發行地下的黨機關報紙。四.除名謝雪紅、楊克培、楊克煌。五.確立黨的統制權,在新的政治大綱下糾合未參加改革同盟的黨員。六.授權中央委員會處理組織方針。七.有關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及其他大眾運動的方針由黨的中央委員起草。八.接受中共中央的友誼提議並決議發出致敬宣言。九.黨中央委員由潘欽信推薦任命,以潘欽信、王萬得、蘇新、顏石吉、劉守鴻為中央委員、蕭來福、簡氏娥為候補中央委員。十.臨時大會名義發表「致全體同志書」。

對於受到除名的謝雪紅,在謝雪紅看來,只要台共繼續保持與日共的連繫,那麼以她為首的島內中央,就不會發生動搖。但是,事情的發展並非如此順利。這年發生的三個事件,影響深遠。第一是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台灣農民組合遭到大規模的搜捕,即二一二事件,新文協也未能免於檢舉的行動。謝雪紅在這兩個組織堳堨葥_來的勢力,頗受打擊。第二是同年四月,日警發動第二波逮捕日共的行動,史稱「四一六事件」。經過這次逮捕,日共的重要幹部悉數落入警網,日共至此已是名存實亡,台共的東京支部也一併被肅清。從而,台共的領導也開始遭到挑戰。第三是新文協在這年年底發生第二度分裂,連溫卿的領導地位被極左的「上大派」所取代,新文協遂面臨改組或取消的抉擇,台共與新文協的關係也必須重新調整。
這三個事件,反映了台灣抗日運動陣營的重大轉變。事實上,這些都只是風暴來臨前的徵兆。台灣農民組合受到打擊,等于是台共在島內的外圍組織遭遇頓挫; 而日共在其本上被破壞,也意味著台共的島外連繫全然被切斷。在內外交迫的情況下,台共的活動遂陷于低潮。也正是這種低潮的來臨,以謝雪紅為首的領導中心,就被其他台共成員指控為「不動主義」與「機會主義」。極左的屬于中國支部的台籍黨員,對謝雪紅的領導極為不滿。他們積極醞釀分裂,以奪取實際領導權。

此時趙港、陳德興業已被捕,故在會中無此二人之名,而會中所提出的綱領和運動方針來看,台共並沒有表現任何畏懼。大會結束後,新中央委員選出王萬得為議長進行「第一屆中央委員會」,選出潘欽信、蘇新、王萬得為中央常務委員。
在六月四日王萬得秘密連絡處召開「第一屆中央常任委員會」、分配各項工作負責人,王萬得為書記長。其新的「台灣共產黨政治大綱」,在其「台灣革命現階段政綱」乃規定著:
一. 推翻帝國主義統治、實現台灣獨立
二. 沒收帝國主義一切的企業及銀行
三. 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農、中農
四. 實行八小時勞動制.社會保險、國家救濟
五. 廢除一切苛捐雜稅
六. 革命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的絕對自由
七. 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
八. 聯絡日、華、印、韓的工農階級
九. 國內民族一律平等
十. 連絡蘇維埃聯邦及世界無產階級

在第二屆臨時大會的台共,與起初創時的台共大致相同但有二大不同之處:
一. 在組織系統上直接隸屬「共產國際的台灣支部」。脫離原屬日本的「共產國際的日本支部的台灣民族支部」。
二. 政治大綱上標明革命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買辦資本家及台灣的民族資本家、中小地主,這是比起以前更為左傾。

王萬得掌管了台共之後,將黨活動從社會研究會獲得黨員的方式改為以勞工運動、農民運動,並加強紀念日鬥爭。紀念日有三月十日的陸軍節、五月一日的勞動節、六月十七日的始政紀念日、八月一日的國際反戰日,但日警對此紀念日事前皆有防範,事前將主要的左派團體有關者加以拘留,所以紀念日鬥爭幾乎是沒有機會。

簡氏娥 高雄人,就讀高雄高女,常聆聽農民組合之演講會,對農民的問題十分關切,對農民遭遇的苦難十分同情,農民組合簡吉也鼓勵研究社會問題。一九二八年一月與同校同學張玉蘭在潮州農民組合的演講會中傍聽,忽然張玉蘭登台演講。校方得知即將張玉蘭退學,並對簡氏娥嚴加監視。簡氏娥在五月離家,到台中市農民組合本部,訪問簡吉,表明欲努力於農民運動,並以明信片向高雄高女說明「我自今以後,決參加農民運動。已經不得以我為生徒看待。」
簡氏娥成為農民組合高雄支部員,後派赴屏東支部。積極參與活動如在高雄市勞動節記念講演會之演講,反帝日與同志在鹽埔庄座談會,成為一位女鬥女。在警察方面對簡氏娥的活動大加阻撓,首先向她家經營的旅館下壓力,迫使娥母向警方提出告訴,告訴簡吉的誘拐罪。但此項莫須有的罪名並沒有成立。簡氏娥富機智、善化菕B行動敏捷,曾被桃園郡警察課檢束,以無職之浮浪者為由,裁定拘留十日,簡氏娥即提出申請正式裁判,但桃警不允。她又提出血印之申請,如此方得受正式裁判,裁判結果以無罪開釋,自此女鬥女之名愈著。
在農民運動中與台灣共產黨黨員顏石吉、趙港、蕭來福、陳德興等交往,並認同共產主義,在一九三○年加入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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