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陳水扁未能在2014年歲末保外就醫，原因是高速公路大塞車，公文無法在下班前送到。這個理由似乎發生在古代社會，而不是資訊科技高度發達的台灣。因此眾說紛紜，有說是陰謀論，有說是公務員的怠惰，有說是相關部門的愚蠢等等，不一而足。不論什麼原因，馬英九都逃不掉要負最大的責任。

自從呂前副總統出來絕食，希望加快馬團隊對阿扁保外就醫的速度以後，我就觀察，馬團隊是從善如流，還是故意刁難，我很擔心是後者。所以我去探望呂副，在她接受媒體採訪的間隔幾秒鐘內，只與她說了幾個字：「請保重，國民黨、共產黨都沒有人性。」

這是我在觀察中國八九民運的絕食，九七前香港民主派在新華社（今「中聯辦」）前以絕食來爭取民主時共產黨的態度得出的結論，所以不久前香港雨傘革命學民領袖黃之鋒等同學的絕食，我都表示了不贊成的意思。這是因為共產黨沒有人性，即使他們高度推崇「中華文化」，偏偏就是不認「民以食為天」；即使「食色性也」的人性，它也是只許自己做，不許他人做。因此20年前，我就勸香港民主派說：「絕食危害健康。」在共產黨面前絕食不值得，他們不會讓步，反而糟蹋自己；因此不如保留體力與他們進行更有效的抗爭。

國民黨與共產黨是列寧主義一根黑藤裡長出來的兩隻瓜，雖然後天的生長環境不一樣，分屬兩個不同的陣營，但是在國民黨加速「共產黨化」的情況下，當年學生運動的絕食可以使蔣介石小心翼翼的面對，但是對馬團隊則是相反，才出現大塞車的鬧劇。

即使排除馬英九親自下令刁難這個行為，也不排除法務部或者屬下相關官員的刁難。因為中華的官場文化，以揣摩上意作為頭條的必修課，而不是西方國家以普世價值作為判斷是非的價值觀。這從法務部長羅瑩雪多次的表演就可以看出，包括保外就醫只是一個月的說法。下面那些公務員難道還看不出這些長官的心思嗎？也因為如此，呂副的絕食不是沒有意義，而是可以讓民眾更好認識，馬英九的身上，是人性還是馬性。

如果大塞車只是出於「怠惰」，也是馬英九高度縱容下的怠惰，從做台北市長的怠惰，到出任總統後的怠惰。這才出現柯文哲出任台北市長後公務員們的不適應。如果因而出現反彈，罪魁禍首也是馬英九，公務員們必須有這樣的認識。然而喜歡加班領取加班費的某些公務員，怎麼在阿扁的問題上偏偏不加班？是否政治壓力大過加班費的吸引力？

馬團隊在迎接中資、中客、中娘、中生等等來台灣的政策上，為了擺脫兩岸關係條例的羈絆，常常出現「個案處理」、「特案處理」的情況，讓人為之氣結。然而就是對阿扁的保外就醫，不願祭出這個法寶。這當然也是揣摩上意的結果，與危機處理的能力無關。

雖然釋扁出現大塞車，馬英九總統的新年祝詞還是行禮如儀，大談和解。這簡直就在吃民眾的豆腐，就像說風涼話一樣，只能激起更大的憤怒。也有人認為，馬是在肯定阿扁會保外就醫後做出的「和解」回應，是「善意」云云。然而馬英九總統不是一再表示，不會干預司法個案，包括阿扁的案子。既然如此，他又怎麼知道阿扁的保外就醫勢在必行？

也因為如此，在馬英九剩下的統治時間，很難期望他可以興利除弊，而是更加糟糕，因為他成為跛腳馬，屬下官員也就在倒計時等待。除非馬英九為了避免自己卸任後成為第二個阿扁而出現「馬急跳牆」的行為。

至於阿扁，被馬英九等政治人物已經消費到只能苟延殘喘了，但是還有剩餘價值，所以日後還有政治人物會來消費他，不論藍綠。我很認同柯文哲的說法，希望他在保外就醫後，不要再對政治議題公開發表意見，以免被政治人物繼續消費，雖然對他來說可能非常困難，但是從自身健康出發，家人與自己都應該努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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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按：
12.30我在228公園的講話中就說，阿扁的問題其實就是外省權貴對台灣人的報復，不但要顯示他們來自中原的優越感，還是警告台灣人不可當家作主，尤其是做總統。

蘋論：妾身千萬難
2015年01月01日

昨天法務部以手續來不及完備為由，決定不放陳水扁回家跨年，能否保外就醫要等1月5日「再議」。
看新聞不加蘋果粉絲團對嗎?!

再不放扁有違人道法務部說過多次，只要醫療小組經專業鑑定認為扁必須保外就醫，就會讓扁回家治療。但是台北榮總醫療小組早已做出扁應該就醫的專業鑑定；新組成的醫療團隊也認定扁應保外就醫，法務部竟食言毀諾，拒絕元旦前釋扁，要等到5日才「再議」。再議者再說是也，是句官僚主義的推延之詞。

再什麼議呢？再組一個醫療小組去檢驗扁的病情嗎？台大、榮總和最新的醫療小組都已確定扁的病情，還有問題嗎？法務部這次應該找中國醫療小組來鑑定扁，保證報告是扁健康無比，裝病裝死，關死他都不為過。法務部要不一開始就找中國醫生來鑑定扁的病情，要不就按台灣醫生的結論去做。現在台灣醫生一致認為扁應回家就醫，法務部很不甘願，只能刁難拖延，耍這種官僚氣息的日後「再議」。

我們理解扁以總統之尊涉及貪瀆案的嚴重性，也痛恨他家人的貪財不眨眼，如果他沒病是不可能同意他保外就醫的。但是他目前的諸多病情經

醫師一再確認，不讓他保外就醫有違人道，也牴觸聯合國人權公約，會受國際譴責。此外，台灣深受藍綠對立及認同撕裂之苦，釋扁可以緩和藍綠矛盾，彌合政治分裂，對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的穩定都有利無害。

馬做法小鼻子小眼

這固然是有關情理法，也是重大的政治事件。馬及法務部明知扁必然即將保外就醫，那就俐落大方地處置之，不要小鼻子小眼，不放不行，放又不甘心，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簡直貽笑大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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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野百合學運領袖﹕播種待收割 選票推變革

台灣學運啟示
野百合糾察、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邱毓斌
野百合研究生顧問團成員、中央研究院社會系研究員吳介民
野百合輪值總指揮之一、台大社會系教授范雲（明報製圖）

【明報專訊】香港佔領運動雖暫告一段落，但2015年的政局恐仍是困獸之鬥。華人地區民主先驅的台灣，歷經20多年走來的民主路，逐步實現一人一票、政黨輪替，其經驗是否有參考價值？明報走訪兩代學運領袖王丹、林飛帆，台灣前總統李登輝、華人之光李遠哲、太陽花世代政壇新星、學界精英以至竹聯幫大佬，冀能從台灣找尋香港的參考啟迪。「台灣啟示錄」一連四輯，首輯專訪1990年代野百合運動及2014年太陽花的學生領袖，詳解社運「播種」之後的工作，不能心急「收割」果實。

1990年威權政治下的台灣，爆發了一場為期7天的「佔領行動」，也就是3月的「野百合學運」，又稱「三月學運」，是台灣民主路上的轉折點（見另稿）。如今，當年的學運領袖很多晉身學界和政界，成為教授、議員、社運中堅，他們回望過去，觀察台港兩地近年的社會運動，當然別有一番感悟在心頭。

「我們其實是收割了過去10年台灣各地各校學生運動以及公民社會的逐步復蘇和成長，在重要時刻臨門一腳。」中央研究院社會系研究員吳介民是當年「野百合」研究生顧問團成員，他指出，國民黨其實在「野百合」前10多年已面對黨外者挑戰，包括1979年美麗島事件、86年民進黨成立等。在80年代，台灣多間大學的學生組建「讀書會」形式的學運社團，反抗教育制度、推動校園改革，亦走出校外參與環保、勞工等運動。在「野百合」中任糾察、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邱毓斌說，讀書會的積極分子後來構成「野百合」主力，他們的日常聯絡亦為在「野百合」中合作打下基礎。

香港未到「收割」時

對比香港，吳、邱都認為還未到「收割」時機，佔領行動的政治機會也遠不如台灣「野百合」乃至去年3月的「太陽花」反服貿運動（見另稿）。吳介民回憶，1979年仍是大學生的他看着美麗島政治犯在法庭申辯，「大義凜然，講得頭頭是道，整個國民黨政權就被他們比矮了」，類似地，如果香港當局大規模地以重罪追訴佔領主要參與者，就創造一代的「殉道者」形象，鼓舞下一代人。對於香港未來，他認為佔領運動「已播種」，因為運動打破了原來的人際關係，很多人與家人、朋友意見不同，形成新的抗爭意義上的人際網絡，這其實是把民主信息擴展到更大社會範圍，達到抗爭運動的「培力」（empowerment）效果。

思考未來大方向 勿流於互相指摘

吳介民強調，歷史不是像成熟的果實會從樹上落下，佔領播下的種子會不會走向大的成功，還有很多事要做，包括詮釋新的抗爭典範，要有一群人站出來思考未來大方向，勿流於互相指摘，「如果整天把注意力聚集在誰應該負責、誰應該對清場負責、三子跟非三子的關係，就會把抗爭的資源、想像力都耗到那邊」。

從微觀來看，普通參與者也不應灰心，「多數年輕人以後都是士農工商、各就各業」，邱毓斌說，但這些年輕人會帶着當年參與過運動的想法，就會在各行各業帶出新氣息。吳介民亦指出，「如果香港佔領運動有1000個活躍分子，只要有一半回到自己的學校、社區，經常做政治啟蒙的活動」，包括做社區宣傳、辦媒體，做討論，「辦媒體不一定是大媒體，各種流行媒體都可以……那經過5年、10年，香港變化就很大，但如果這1000個都覺得很疲倦、失望、灰心，沒效益感，撤出公共領域，那就沒了」。

很多人認為無效的事 結果成功了

「做這些事情，不要考慮有沒有效。很多改革運動都是被無效論打掉，很多成功都是因為有些人做了『很多人認為無效』的事情，結果就成功了。」邱毓斌回憶，反服貿運動其實始於2013年5月，有人開始寫文章呼籲關注兩岸協議問題，但沒人理睬，很多工會覺得「無效」而不願參與。

「反黑箱服貿陣線」從當年7月成立至12月，「搞什麼活動都不會超過100人，搞遊行200人，記者會沒人報道，但就是這些人撐到翌年3月時，才有後來衝進去（立法院）的事情」。

邱亦建議港人可用選票「報仇」，例如在下一次選舉中提出「不讓建制派選票過三成」之類的口號，「台灣講『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怎麼讓它倒？你不會去革命，不可能燒它總部，那剩下就是選票了」。

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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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分裂釀政治機會

【明報專訊】台大社會系教授范雲1990年時是台大學生會主席，是「野百合學運」輪值總指揮之一，亦有份代表學生與時任總統李登輝對話。

現時，范雲主要研究社會運動，她提到政治學理論中的「政治機會」，即在領導層分裂時，弱勢的一方會與群眾運動合作，以取得新的權力高點。

野百合太陽花正值國民黨領導內訌

「野百合學運」時，李登輝權力並不穩固，國民黨領導權首次交到「本省人」手中，但幾名「外省人」元老如郝柏村等勢力很大，回應學運訴求對李登輝鞏固權力有利，「這不是他良心發現，是權力本身就這樣」。相似地，去年「太陽花」反服貿運動正值總統馬英九和立法院長王金平不和，被開除黨籍的王金平到立法院接觸學生，贏取較高民望。

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邱毓斌稱，他曾建議香港佔領運動也利用上層的矛盾，例如發動當年不支持梁振英做特首的人，但始終由北京到香港是鐵板一塊，佔領運動的政治機會遠遠不如「野百合」和「太陽花」。

北京港府鐵板一塊 政治機會遜太陽花

但是中研院研究員吳介民稱，政治機會只是學運成功條件之一，並非是全部。例如八九民運時，總書記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接見學生，「如果趙紫陽背後的力量足夠可以跟保守派抗衡的話，這個機會就大很多，可是如果他已經失去權力了，那他這個表態只是對歷史作一個交代而已」。范雲也指出，威權體制本身是一個黑盒子，社運參與者很多時候並不知道是否存在上層矛盾這個「施力點」，這時就需要將自己的聲音發到最大，自己創造政治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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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學運﹕台民主路轉折點

【明報專訊】1990年時的台灣已解嚴，仍處在威權政治中，根據當時中華民國憲法，由國民大會代表選出李登輝為總統。但這些國大代表是1947年國民政府遷台前選出的第一屆，任期長達40多年，多已屆垂暮之年，但國民黨以「淪陷區無法選舉」為由，要「反攻大陸」後才改選，引發民憤。當時學運既要求民主化，亦要求本土化，選用象徵原住民榮譽、在春天盛開的野百合為標誌。

1990年3月16日，7名台大學生（一說9人）突到中正紀念堂前廣場靜坐，其他學生增援，當晚已有一二百人，之後逐日增長，最高峰期包括市民在內人數過萬。3月21日，李登輝接見學生代表，承諾召開國是會議，學生翌日撤離。同年6月國是會議召開，翌年修憲廢止《動員戡亂條款》，至1992、94年再分別修憲，改選國代，確定省市長、總統直選，最終在96年實現第一次總統直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