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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痞子化與縣城政治黑社會化—中國鄉縣社會生態(2)

[何清漣/VOA ]

[2015-11-05 00:31:00]

 

鄉村痞子化這一過程,幾乎與中國縣城政治黑社會化同步。中國的地區行政治權由中央、省、地(市)、縣、鄉(鎮)五級構成,縣級政治是決定中國地區政治生態的關鍵,縣政府是鄉(鎮)、村的直接管理機構,縣級政治生態則是鄉村政治生態的高級版。

湘北紅鎮:鄉村社會痞子化的一個樣本

《當代青年研究》發表了一篇《中國農村後代之殤:從留守兒童到鄉村「混混」》(2015-10-29),是作者對自己在湘北紅鎮的田野調查的一份簡略介紹。作者揭示了一個事實:大量留守兒童成為鄉村混混的主力軍。

紅鎮地處湘鄂贛三省交界,資源匱乏,近年來發展賭場經濟與高利貸,衍生出一條食物鏈,為賭場看場子、當「保安」的賭場打手,以及為高利貸者收取息錢抽取佣金的統稱之為「吃血飯」。這些年輕人約在15-20歲左右,大部分都是因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裡,由留守兒童成長為鄉村小「混混」。

混混們的存在不僅顛覆了鄉村秩序,還顛覆了鄉村的價值觀。調查報告說,紅鎮裡「大混混」賭場老闆、高利貸主們的風光,小混混的囂張,不僅讓家長們對看不見明顯效果的教育投資充滿懷疑,更讓眾多青少年開始羨慕他們的「成功」方式轉而紛紛效仿:「在鄉村內部壓制力量與懲罰機制日漸消亡的情況下,『混混』獲得了足以震懾他人的價值再生產能力,而鄉村社會不再認為『混混』行為是一種越軌和罪惡時,被認可的『混混』人生觀進而佔據了鄉村價值系統的主流地位」。紅鎮一些村民在發生鄰里糾紛、農忙時搶水紛爭時,也開始利用這幫小「混混」來達到目的,如利用他們解決鄰里糾紛、農忙時搶水紛爭等。

男生做鄉村痞子,女生則外出賣春。紅鎮調查寫道:紅鎮中學教師黃某某在這個學校當了6年老師,教過的學生當中已經有100多女生初中未畢業就出去打工。其中只有10幾個是通過學技術就業,其餘幾乎都是「不正經就業」,潛台詞很明白,那就是「賣」——對於不少農村女孩來說,「賣」並沒有難以踰越的心理障礙,2013年9月13日,中國少年兒童基金會發佈《女童保護研究報告》,稱留守女童佔被性侵人群94% ,施害者多為同村男性甚至親屬。

紅鎮調查作者指出,留守兒童成為混混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缺乏家庭社會化教育,從村莊的傳統道德和倫理秩序中脫離」。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缺少家庭教育與關愛的孩子心理都不健康,容易成為不良青少年。全國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流動兒童達3600萬,合計將近1億,幾乎佔中國人口的1/14,是農村青少年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將對中國社會產生什麼影響,紅鎮的情況至少算是一種類型。

紅鎮調查的結論因為借用了社會學語言,所以有一段看似充滿矛盾的陳述:比如「具備一定自制力的紅鎮『混混』形成了一個相對隱性的社會。這個相對隱性的社會一方面因為對村莊社會秩序的侵蝕,而顯性地呈現於紅鎮社會當中,另一方面又由於與村民日常生活的融合,而隱性地存在於紅鎮社會當中。」這段話實際上想表達的是:隱性社會參與了構建顯性社會的社會秩序,並起相當重要的作用。十多年前,中國黑社會勢力猖獗之時,勢力大的黑社會組織被當地人稱為「第二政府」,揭示的是警察與黑社會共同治理當地社會這一現象。

鄉村社會痞子化與縣城政治黑社會化呈同構狀態

中國總共有縣級行政區計有2860個,其中1463個縣、117自治縣。縣級政治的劣化,一是體現為家族政治,二是體現為政府與黑社會共同治理。

1、縣級政治的家族化

2011年9月1日, 《南方週末》發表《「中縣『家族政治』現象調查」》 。2015年,這個「中縣」被證實為河南南陽新野縣,該報告作者是北大社會學系博士生馮軍旗,曾在新野縣掛職副鄉長與縣長助理,有機會觀察該縣各種盤根錯節的政治關係。

在該調查中,作者完整記錄了這個縣級政權系統內部各家族成員的任職關係,在中縣之內,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 (一個家族產生5個以上副科級幹部),140家政治「小家族」(5個以下、2人以上的副科級幹部),總共161家大小政治家族。

在現代政治中,一國的政治資源被某些家族成員壟斷,其實是該國社會的精英選拔機製出現了嚴重問題。縱觀中共統治60餘年的歷史,除了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前期曾出現過按「成就原則」選拔精英的短暫陽光之外,從未脫離按血緣選拔精英的文化窠臼,在《中國為何容易出現「政治家族」?》一文中,我指出家族政治產生的幾個原因:

A. 家族政治在中國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早在殷周兩朝,中國就形成了完整的宗法制度,政治權力按等級分配,世襲罔替;

B. 中共執政時期從未真正建立過合理的精英選拔機制。在毛時代,這一時期的精英選拔以血統原則為主。與以前的血統原則重視精英相比,毛則是逆向而行重視草根與邊緣人的「出身論」。在毛的所謂「紅色接班人」的選拔標準中,最重要的就是出身即血統原則。從1998年高等教育產業化開始至今,社會呈現向「身份型社會」復歸的跡象。黨政事業機關除了技術性極強的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強的非專業技術職位,血統原則在競爭中的作用日顯重要,「二代」現象表明中國精英階層的素質嚴重退化。

2、縣級政治的黑社會化

今年5月,一篇《中國小縣城的黑社會江湖》不脛而走,文章稱:「一個縣域社會有幾十萬人口,但真正有權有勢或許只是幾百個人。這幾百個人裡面大概有兩三百個科級以上幹部,然後有幾十個較有影響的各行各業的老闆,再有就是幾個有頭有臉的江湖人士」。按河南新野的情況推論,那兩三百個科級以上幹部當中,必然有不少是家族勢力。

這三種勢力當中,公安局「是權力的交匯點,也是信息集散地。……是縣城裡面唯一合法掌握並可施展暴力的機構。……因為公安局是唯一可以毫無阻力地接觸社會各個角落的機構,它本身就是一個情報中心」。

黑社會組織的頭目黑老大們,既與當地經濟圈相熟,也與權力圈有關連,公安系統更是黑社會必須籠絡之部門。黑社會組織經營的多是賓館、娛樂、建築業——這與東南亞國家、港台地區的黑社會涉足行業大致相同。這些黑社會有自己的組織內部規則(比如不犯命案,不與政府作對,嚴守秘密等)。黑社會組織之間因競爭關係,有血拼。在血拼過程中,會有黑社會組織消亡。但一般情況下,由於黑社會組織的保密規定,不會供出後台人物,它們在政府系統的保護傘因此會安然無事。

這種情況與我2007年在《當代中國「官」「黑」之間的政治保護關係》中,根據中國各地黑社會消長情況所分析的並無差別。在中國縣級政治當中,官黑之間的關係模式已經固化,成了一種政治生態。

對這種畸型的縣鄉政治生態,生活於其中的人已習以為常。2013年中秋節期間,江西萬載縣農民汪金亮拍下當地多人去縣長家送禮的場面,結果被當地公安以「破壞政治生態」為由抓捕。論者嘩然,認為此罪太過離奇,但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種離奇正好證明當地價值觀已經扭曲到以黑為白,以非為是,將這種權錢關係視為政治生態。

不少農村出身的知識者近年回到家鄉,非常痛切地感受到鄉村的淪陷,這種淪陷面非常廣,從基層組織到人際關係,從鄉村教育的衰落到村民道德的淪喪(從生產有毒食品到視坑蒙拐騙為理所當然)。因此開始回憶民國期間農村社會的鄉紳自治,討論重建鄉紳制度的可能性。

鄉紳自治並非一種獨立的政治形態,它附著於王朝時期的政治制度,比如科舉制以及退休官員致仕等制度;其經濟基礎是封閉性的自然經濟,人口流動極少。這種制度在民國時期已成餘暉。經歷過中共的邊緣人革命與鄉村痞子化,如何將痞子流氓改造成紳士,恐怕是個無法完成的艱巨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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