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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三一八學運判決的進步性

[台灣時報社論]

[2017-04-03 05:29:39]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學運領袖林飛帆、陳為廷等人,為抗議立法院草率審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率群眾佔領立法院,事後,林飛帆、陳為廷、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等二十二人,被台北地檢署依違反《集會遊行法》、《煽惑他人犯罪》等罪起訴。台北地方法院歷經兩年後審理,昨(三月三十一)日對全數被告符合公民不服從、行使抵抗權、正當性等公益要件,做出無罪宣判,全案可上訴。台北地院行政庭長廖建瑜還親自出面說明,本次無罪判決的主要依據,是國內首次使用的「公民不服從」概念。

台北地院在審理「三一八學運佔領立法院案」,黃國昌等人在抗辯時提出「公民不服從」的概念,也就是德國的抵抗權,法官在蒐集資料後,綜合國內外學說之下,認為本案是符合「公民不服從」的概念,有正當事由,不具有實質的違法性。台北地院此項判決所依據的理由,直接訴諸於憲政法治國的原則,其具備的進步性有兩個層次:

首先:本判決擺脫之前我國一般法院怯於運用法治國中的根本大法—憲法及其包含的憲政原則,做為檢視判決合法性與正當性的最終標準,以致於常使判決淪為僵固套用法律條文之法匠文書,無法在每一個判決中一再肯認並體現國家整體法秩序的價值觀及一致性,而這正是司法機關於國家權力運作中最重要的功能;其次,引入實質違法性的觀念,讓「抵抗權」、「公民不服從」等非法定的阻卻違法事用得到實務界的正式接受,令其不再僅止於學說論述之空談,而是足以引領實務進步向前的法學觀念,讓學說與實務間之應有的相輔相成互效長短的法學界理想,得到極為正面的反應,對台灣未來整體法學教育素質,人民法律意識提昇及社會法致序的穩定,具有極為重大的影響,令人讚賞也值得肯定。

當然,在這當前人民對司法高度不信任,許多恐龍判決被排山倒海般狠批的氛圍下,也具有緩解民怨的效果,更讓人對正如火如荼進行中的司法改革有更多一分的期望。

最後,或許也是最重要的影響在於讓人對即將於四月十日宣判的「三二二佔領行政院」案,將有著引導性及示範性的作用。蓋在三一八學運中佔領立法院的行為,若審判法官僅緊守於一般法的論證,也可以從國會自治原則下,以被與賦以維持秩序權及警察權的立法院長消極不作為或積極反對行使的理由,同樣做出無違法性的判決,但這樣的形式違法性論證,不一定能適用於佔領行政院一案,蓋當時的江宜樺前行政院長是公開明白表示譴責的,但因地院在三一八佔領立法院一案,一開始就直引更上位的憲法正當性及實質違法性的論證,並同時具體明列具可操作性之判斷標準,包括一、抗議對象是與政府或公眾事務有關重大違法或不義行為;二、須為公開及非暴力行為;三、須基於關切公共利益或公眾事務目的;四、符合適當性;五、符合必要性;六、狹義比例原則;七、抗議行為須與抗議對象間具有可得認識的關聯性。

如此一來,等於暗示「三二二佔領行政院」可跳脫一般法的認事用法,而可以也應該省視憲法對人民基本權利保障的真諦,就不至於讓該案之審判法官又被困在枝節細微的法律事實及法律條文間的錙銖細較上,又作出見樹而不見林的,令人失望與遺憾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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