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有欢呼，也有争议。由于相当一部分争议涉及原则理念和人格尊严，所以是很值得探讨的。本文的评论涉及以下十二个问题：

一、对共产专制的认识

二、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认知

三、关于“和平、理性、非暴力”

四、关于“四君子绝食”和“我没有敌人”

五、关于《最后的陈述》

六、关于“悔过书”

七、关于“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

八、关于《零八宪章》

九、关于回国

十、关于“个人主义”

十一、关于三百年殖民地和台湾

十二、关于人格统一性

现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镁光灯闪完了，那阵关于诺贝尔奖的发烧也降温了，但中国人自己对刘晓波问题的讨论大概不会结束。为什么中国人自己？因为我无法想象外国人能弄明白刘晓波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阵子不时想起杀妻后自杀的中国诗人顾城那句话：“老外哪儿懂咱中国人呵。”我甚至感觉，如果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以下简称《独白》）翻成外文了，也不会有几个外国人真看得懂。在西方住久了，真是越来越感叹，中国人的确是颇有自己的“特色”，我从未在西方的“人物们”中见识过类似刘晓波的例子。

刘晓波被捕后，我写过两篇文章对他的观点和行为提出异议（“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刘晓波最后陈述的争议”），却没想发表关于他的更深一层的思考。现在刘晓波虽仍在坐牢，但他不仅有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巨大保护伞，成了“贵族囚犯”，也成了中国民运的代表和象征性人物，所以对刘晓波的讨论，就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我曾相当地欣赏过刘晓波，欣赏的是带着个人主义气息和独立思考精神冲进文坛的那匹黑马。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今天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却不仅找不到当年那个令我欣赏和期待的刘晓波，甚至怀疑当年的对他的认知了。

坦率地说，在偌大的中国，任何一个其他人扮演了刘晓波的角色，我都可以理解。但刘晓波今天成了“温和派、妥协派”的代表人物，成了一个群体的“头儿”，一个团伙的“首领”，更写出“最后的陈述”那种文字，我除了目瞪口呆，没有更准确的词形容。这不是夸张，而是有着相当清晰的背景和原因。

和刘晓波最早的一面之交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念书，跑到北京去看西单民主墙运动；在回哈尔滨途中，因想跟吉林大学“赤子心诗社”交流在北京的见闻，所以在长春停留，在吉大中文系男生宿舍兴奋地描述了西单民主墙、民刊的兴起，以及魏京生的法庭辩护等等。当时刘晓波在场。几年前他在自由亚洲电台忆往时，谈起当年听我描述民主墙时的兴奋，但那时我对他没什么特别的印象。

我对刘晓波的欣赏，始于1986年读到他那篇“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评论界对新时期文学、伤痕文学的一片歌颂之声中，在“文学批评”整个成为“文学吹捧”的现状下，刘晓波尖刻、毫不留情地一顿痛批，不仅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该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个观点：中国文学缺乏荒诞感，中国作家“生活在荒诞中却没有荒诞意识”。该文在其他报刊发不出来，但在我们《深圳青年报》发表之后，引起轰动，一匹黑马登上文坛。

当时他不仅在文学思考上独树一帜，而且从他的“在地狱入口处”、“人类之梦”、《选择的批判》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专制的认识也超过我当时了解到的其他同代人，对人生也在尝试更深一层的哲学思考。虽然今天看来他的许多想法只是当年那个特定时空下的产物，但那种要挣脱群体思维框架的努力，颇令人欣赏。

记得大约是在1987年夏天，刘晓波带着（他当时的）妻子陶力到深圳看病，我和几个他在深圳的吉大同学接待。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一伙人在一家东北馆子聚餐，痛骂一顿共产党之后，晓波用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报道毛泽东死亡的调子，宣布“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死亡”，并带头给共产党唱哀乐。那餐饭，因那一顿哀乐而非常开心。当时的刘晓波（起码给我的感觉是）已经完全站在了跟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对立面。那年夏天，我们也曾一起去拜访刚刚被开除了党籍的方励之，虽然那时的刘晓波已经不买被共产党赶出来的人的账了，哪怕他们是批评现体制的；也就是说，刘晓波当时的想法已经是体制外了，尽管可能并不太清晰。

后来在香港《开放》杂志（当时叫《解放》）上读到了他的“混世魔王毛泽东”，对他的彻底否定毛、否定专制制度十分认同和欣赏，认为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鲜见的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

尽管当时我已感觉到他身上有些“匪气”（或说痞气），但在那个被禁锢了几十年之后刚刚开始松动的年代，对叛逆的欣赏，远超过了对匪气的那一丝不舒服感，甚至认为他是故意那么“整”的。许多年之后才意识到，那种匪气，不仅是他的一个外在表现，也是他思维方式的一部分。

以后对他的了解是在美国了。1988年我来到美国，他去了挪威，后也转到美国。89年4月天安门学生运动爆发之前，我在洛杉矶，晓波从纽约打电话约我过去，说要开一个“刘宾雁现象研讨会”，主要目的是批判以刘宾雁为代表的“第二种忠诚”和那些寄望党内改革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提出了知识分子要在精神上“跟党断奶”。他当时还谈到希望我跟他一起编辑《中国之春》（回头来看，那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那本争得打破头的杂志，哪轮到连“中国民联”成员都不是的我们去办）。

我飞到纽约，和刘晓波一起住在《中国之春》主编胡平家的客厅里，一直到他回国参加八九民运。这期间，由于爆发了学运，大家整天关注、讨论的是北京的发展，所以关于“第二种忠诚”的讨论会就没开成。

胡耀邦去世后，国内知识界对胡一片赞美，好像他就是改革的救星，民主的代表。为此刘晓波在纽约《世界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胡耀邦逝世现象省思”的文章，毫不客气地批判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胡耀邦那种臣民对君王般的崇拜和依赖，那种感激“皇恩浩荡”的卑贱；他尤其抨击了知识界在热捧胡耀邦这种开明皇帝的同时，却冷淡仍在监狱中的魏京生；他更明确提出，我们到底是要魏京生，还是要胡耀邦？毫无疑问，他高度肯定了魏京生所代表的民间正面抗争的价值。我对他那篇文章记忆深刻，因为当时一起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也在《中国之春》发表了一篇类似观点的文章。

正因为刘晓波曾有这样的基点，而且据我所知，他是第一个提出知识分子要跟党“断奶”这种说法的。而且早在“混世魔王毛泽东”里他就写道：“无论怎样，专制还是专制，它决不会因为独裁的开明而变成民主制……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成了递状子请求“修宪”(等于是需要和党妈妈合作中国才能改变)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对这种变化，我怎么能不看得一个楞、一个楞的。

更荒唐的是，六四之后，在《独白》里，居然是刘晓波批评八九民运“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以至他曾要批判的“第二种忠诚”的刘宾雁都愤怒地撰文斥责刘晓波“成了中共和中国现状的辩护士。在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轨迹中能够找到什么始终一贯的东西吗？”

支持党内改革派，在中国从来都大有人在，我不否认他们的作用。但那不是刘晓波的角色。许多人认同《零八宪章》的调子，我当然也能理解；唯有刘晓波，让我不可思议。在中国文人那个圈子里，鲜少有人像刘晓波那么早就写出了对这个问题的清醒认知。如此“回旋”（二声、四声，东北话，大倒退），我实在无解。对共产专制本质的认识，只有到位不到位，却不可能认清了之后，又糊涂到背过气儿去。这不可能像对看不见的上帝，可以今天相信有，明天确信无。

事实上，如果刘晓波今天个人署名的文章也统统换成《零八宪章》的调子了，我也可以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直到08年入狱前，个人署名的文章，仍是否定党内改革的路子的。而且在《零八宪章》签署者中，你找不到第二个，二十多年来一路写那些迎面痛击共产专制的文章。但他主导的《零八宪章》却被公认是“温和、妥协、合作”的代表作，“它给当权者、甚至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们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许多段落几乎就是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余杰语）《零八宪章》或许对某些人有意义，但那是别人探讨的事情。

我只谈刘晓波，因为他不一样。他也不像有些人，对这些角色的区别也不是很清楚——反正都是“要民主”就是了。刘晓波二十多年前就很清楚了，知识分子面对专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对中国文人习惯依靠皇权改革的思路是相当蔑视、痛斥的。而且，他入狱前的最新著作就叫做《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是否定体制内改革的；就这本书接受BBC采访时，他还明确表示，“过去无论是国内精英也好还是国外媒体也好，都非常关注中共政权，就是关注它出台什么样的改革措施。但是，从我自己的观察来讲，事实上，中国的所有这些推动改革的真正动力，是在大陆的民间社会。”

刚说完这话，他就去谏言中共“出台”新政策了。这刘晓波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呢？一手举矛，一手执盾的？需要哪个出哪个？一方面撰文讲话否认体制内，一方面又想得到所谓党内改革派和开明知识分子的认可，成为那个圈子里的一个“人物”，所以不能“激进”，要“温和、妥协、讲究策略”。于是就出现了“两个刘晓波”：一个站在专制对立面的、痛斥独裁的刘晓波；一个热衷于一次次给皇权上书、欲做谋士、谏士的刘晓波。“甚至站在中共的立场上、以它自己的利害得失来考察政治改革。”（程映虹语）我经常不得不相信，刘晓波在说哪边的话的时候，都是非常真诚的。

如果刘晓波是经过了二十多年后，思想有变化，开始相信要依靠体制内改革，也不是不可理解。但他06年的时候又重发了“混世魔王毛泽东”一文，等于坚持和重申他二十年前的观点：中国“决不会因为独裁的开明而变成民主制……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

在中国（或任何独裁国家的）民主运动中，当然都会有体制内改革派，我在此无意评论他们的道理或对错，只是想说，刘晓波成为他们的一员，更成为他们的代表人物，实在是滑稽透顶的事。如果他真相信体制内，那他就是搧自己文章的耳光；如果他真相信民间，那这种“上谏”又是为哪般？为“弄出点动静”而作秀？还是指望在最小程度失去的情况下，获得名利的最大公约数？

从胡耀邦死到今天，体制外、体制内改革一直都是两派，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也当然不同。但绝大多数人，都有他们思维的统一性。比如戴晴。她二十年前就认为学潮打断了邓小平的开放改革步伐，而且多年来一直坚持这种观点，所以她今天推崇刘晓波有其一脉相承的思路（她当年应该是对“激进的”刘晓波不齿的）。但刘晓波不同，他在“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中，不仅否定了知识界对胡耀邦式人物的过高评价，更完全不把中国的民主进程寄望于党内改革派。

但几年后，他在《独白》和“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中又持和戴晴同样的观点了：八九民运“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如果这个和他89年在纽约发表的文章完全相悖的观点，是他在八九之后的思想改变，他要借《独白》忏悔的话，那最起码，他应该首先痛悔、痛斥自己去参加这场让中国“倒退”的运动，并成为运动的主角之一。但《独白》的诸多自我批判中，并没有这一项。

其他人推动中共体制内改革、政治协商等等，我同样不认同，但可以理解。在八九民运中，戴晴、王军涛等人是努力在学生和中共高层人士之间做说客，希望调节缓和，这和他们历来寄望体制内改革的观点有统一性。你看所有那些仍然对党内改革抱有希望的人们，哪一个写过刘晓波那种把共产党骂到狗血喷头、连祖坟都掘了的文章？哪有一个像他那样讴歌那些对专制持“绝对反抗姿态”的英雄们的？

回头来看，刘晓波的撕裂，其实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他可以几个月前在香港和美国发表要推翻独裁的文章，几个月后在北京，说“打倒共产党”是不民主的口号，他没有敌人。如此迅速的思想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人格撕裂吗？以刘晓波文章中对共产专制的痛恨，他应该是对有人敢在北京喊出“打倒共产党”这个口号敬佩和欣赏的。

如果刘晓波真的是思想发生了变化，那他后来就不会继续写那一大堆对共产专制批判性丝毫不亚于88年在香港、89年初在美国发表的那种言论。但二十多年后，刘晓波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种自相矛盾的原点。事实上，这二十多年来，他在许多事情上都表现了这种自我的矛盾性。这令我无法不想起亚里斯多德的一句名言：人持续一种行为，就塑造一种品行。（Men acquire a particular quality by constantly acting in a particular way.）

今天，刘晓波在个人署名的文章里清清楚楚共产党无可救药的本质，却在组织“集体活动”时承认那个党的“可塑性”，这不合逻辑！如果喊民间抗争的也是你，去跪下求党的也是你，这不就像唱木偶布袋戏，左手举个小人，右手举个小人，俩人闹着玩吧。思想和人格统一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同时扮演各种矛盾的角色。

别人签那种“给共产党留足够余地”的名，组织这类集体活动，我不会多评论。但刘晓波另当别论！余杰撰文说刘晓波是把政论家和人权活动家两个角色融合得最好的人。“能够与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和各类活动人士都有良好的互动和密切的联系的，除了刘晓波之外，偌大的中国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人选来。”这话真是道破刘晓波的天机。

孰不知，这是两个完全不可同时都扮演好的角色。优秀的政论家绝不可在理念上妥协、打折扣；他靠鲜明的观点，凝聚理念的人心；而成功的活动家（类似政治家）则需要有所妥协，圆滑，他靠摆平各类人际关系，得到权力的最大公约数。而把这两个角色放到一个人身上，必定是哪个都演不好。刘晓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政论家，刘晓波那些在理念上妥协、自我矛盾、甚至黑白颠倒的言论，已经在异议人士中引起相当大的反弹。作为活动家，他和所谓“激进”的维权人士之间，以及独立笔会内部等，有一大堆摆不平、处理不好的人际和金钱关系。

一个曾有个体意识，推崇个人主义精神的人，一个曾经“厌恶中国文化界拉帮结伙的群体意识，采取只看作品不见人的方式”的刘晓波，现在抢着要成为一个团伙的头儿（它可以是有形的“独立笔会”之类，也可以是无形的“牵头人”之类），还拉帮结伙，形成利益小团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连基本的方寸都守不住。对此，我无法不刮目相看。他自相矛盾的言行冲突太典型了。

我相信刘晓波反抗极权的理念追求是清晰的。但上述那些思想分裂、人格不统一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除了寻求获得个人名声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我找不到第二种解释。但追求个人名利并不是我要非议之处，我想指出的是，如果要把个人名声和利益的追求，摆在高于理念追求、高于原则方寸的位置上的话，走余秋雨、王蒙等人的路，岂不更舒服太多了？刘晓波有足够的智商在那条路上走得有模有样，何苦去踏这条艰难的异议分子之路？

刘晓波还多次批评知识分子“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事实上，只动口不动手根本不是软骨症，知识分子的责任本来就是用无形的思想战胜有形的刀枪。作为思想者，并不是一定要赤膊上阵拼刺刀才是英雄（一打就趴下就更别提了），而是在自己的观点被敌意包围的时候，仍能够坚持住自己认为正确的思想、理念。

你是吹号角的，你的责任就要把号角吹得清晰、响亮，吹出振奋的士气，吹出必胜的信念。而号手扔了号角去冲锋陷阵，一枪就被打死，那根本不是英雄（有种你别倒下）。而坚守号角的职责，哪怕只剩自己一个人，仍继续吹响昂扬的冲锋号，仍对最后的胜利坚信不移！这，才是我要脱帽致敬的英雄。

如果号手一看对方阵势强大，吓得手发软，腿发抖、气发虚，把冲锋号吹走了调，吹成了哀乐，那就完全可能——甚至是注定——把一场必胜的战役打得一败涂地。那，才是不可原谅的罪过！

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是自甘地以来宗教家们和西方左派热衷的口号。左派们对邪恶从来都认识不清，于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了最“高级”的旗帜。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能成，完全是由于面对民主政府。而面对独裁政权的，喊这种口号，纯属唱毫无积极意义的高调。为什么？因为在专制国家，从来都不存在人民对暴政实行暴力的问题；这么喊，除了削弱人民反抗独裁的凝聚力，什么作用都没有。埃及人民没有喊这种口号，而且抗议运动一开始就把执政党总部烧了。他们喊的是“穆巴拉克下台！”“我恨穆巴拉克！”

我不知道刘晓波从什么时候开始“整”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景”了。他当然也可以喊这些口号，但起码应该有个思想上的统一性。

例如，达赖喇嘛、图图大主教等宗教领袖都是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他们也都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哈维尔不反战，也没听他喊“和平理性非暴力”，所以，在人格上，他们都有统一性。在经济理念上，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教家们都左倾，满脑子均贫富思想。达赖喇嘛至今宣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也没有任何效果，但他的观点是统一的。

刘晓波则不同。在支持西方右翼、推崇资本主义、抨击西方左派、支持伊拉克战争上，刘晓波和我观点完全一致，简直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不仅自己撰文热烈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也非常认同我的多篇支持伊战的文章。过去这些年我们很少联系，在鲜有的几次通话中，他都是说我的什么什么文章写得好；尤其是那次关于伊战，他说把我的“打一场摧毁专制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给刘霞念了一遍。我当时挺感动（这年头哪还有人朗读文章呵），更为有晓波这样思想上的共鸣者而高兴。

今天我在想，如果诺奖委员会（包括那个发奖时落泪的主席），知道刘晓波支持西方右派观点，推崇资本主义，尤其是支持他们痛恨的、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甚至对我那篇“极右”的“反动”文章推崇到给自己的妻子朗诵一遍的程度，那么即使刘晓波被判无期徒刑，他们也绝不会把诺贝尔和平奖发给他。

但如果刘晓波在西方左右派问题上持真正的右派理念，如果他人格统一的话，他就绝不会去跟着西方左派空喊“和平理性非暴力”这种占据道德高地的、政治正确的、却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上行不通的乌托邦口号，更不会矫情做作到喊“我没有敌人”！也没少骂西方左派虚伪的刘晓波，居然说起连宗教家都说不出口的话，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心理平衡的。

刘晓波多次撰文强调，“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问题是：谁仇恨？谁暴力？谁在毒化谁？这是用不负责任、无的放矢的指控，歪曲中国的现实。今天，在为中国未来的民主自由而呼唤的人中，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老百姓，没有任何人说将来民主了，要把今天在中南海的人全部送上断头台。刘晓波自己制造出一个“仇恨和暴力”，然后抢占道德高地、一副“高级”姿态地来批判。

在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中，谁暴力来着？杨佳是个案，他那种个人复仇的杀人和中国民主运动毫无关系！他什么时候参加过民主运动来着？这种恶性杀人事件，哪里都有。只是因为他杀的是在中国被百姓痛恨的警察，让很多人叫好，把他当成英雄。这也不奇怪，它说明中国缺英雄缺到了什么程度。但杨佳拿把刀，能杀进中南海吗？

我在前面已讲过，今天中国人民压根不存在对共产政权实施暴力的问题——没有武器、更没有足够的意愿，就因为被专制思维毒化了（刘晓波本人不都被毒化到认为可以期待独裁者改邪归正了吗）。连极力维护刘晓波所谓“非暴力”的人也撰文说，在中国没有人主张使用暴力。刘晓波本人也写道： “法轮功和地下基督教对不准自由信仰的反抗，堪称草根非暴力运动的代表。”

既然如此，那到底谁在搞暴力？如果压根没有暴力，那为什么刘晓波们要制造一个假的靶子来打呢？为什么要把一些人树成暴力革命派而攻击呢？也就是说，在没有理由、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刘晓波唱起了“非暴力”这个西方左派的高调。他真的是骨子里这样认为吗？他曾撰文，完全认同美国人民用暴力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之举。刘晓波是推崇人权的普世价值的，那么从理论上来讲，中共六十年的统治远比当年英国对美国的殖民统治残酷千百倍，人民当然有权利使用暴力推翻它！

中国的主要异议分子们，一面寄希望党内改革，谏言修宪，一面痛斥莫须有的民间暴力，高喊“非暴力”，这就等于承认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从思想上把民间的更激烈抗争和任何潜在的高层军事政变都消灭在萌芽中，让可能有所作为的军官们都认为，所有的暴力都是错的，要把全部希望寄于这个党的正常运作上。那结果就是“共产党万岁！”

刘晓波还多次撰文批判“以暴易暴”。事实上，在今天这个世界民主潮流大环境的前提下，在中国，无论是民众上街如埃及一样推翻独裁政权，还是发生高层军事政变，再走向独裁的可能性都小到几乎没有，如果有，会比袁世凯恢复的帝制还短暂。所以，刘晓波的“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说轻了，是用批判一个假设，来显得自己高级；说重了，它可以起到弱化中国人对专制的痛恨、对共产党独裁的愤怒的作用。没有相当一批中国人对专制深恶痛绝，对独裁咬牙切齿，中国的民主就只能遥遥无期。

就和平理性非暴力问题刘晓波的自我矛盾，使我无法不认为，他既不是“理论”上不懂，也不是“理念”上发生了变化，而是一个随机应变，一个权宜（益）之计。其实就这个问题，刘晓波在1993年接受《北京之春》亚衣采访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所考虑的不是一种民主理论上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是一种安全的考虑。这样一种安全的、非暴力的东西就值得研究……因为这个政权实在太强大了。使用暴力，你没有办法与它斗，反而授它以口实。所以说，处于安全、策略的考虑是这样。”

那时，刘晓波是诚实的。但口号喊久了，就相信了，而且更需要把它理想化，神圣化。那样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喊。

在六四屠杀前几天，政府要镇压的气氛已经相当明显，当时各个组织激烈讨论的是“撤不撤离广场”。六月二日刘晓波等四人忽然发起72小时绝食，把已经基本冷却下来的广场一下子激活了，激得像一场露天摇滚音乐会。我当时在美国，当然没有资格谈支持或反对，只是大惑不解：在大兵压境之际，高调绝食的目的是什么？要绝食的话，为什么只有四个人？尤其是读了那份莫名其妙的“我们没有敌人”的宣言，感觉里面除了错误，就是一种很不真实的做作。

六二宣言说：“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天哪，跟共产独裁政权的抗争，是“民主政治”之间在谈事儿吗？共产党什么时候跟你平起平坐，容许你发表异议的见解了？还妄谈什么跟你“讨论、协商、表决”国家大事？几个月前还对专制清清楚楚的刘晓波，怎么忽然对独裁者自作多情起来了？这变化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六二宣言又说：（中共政权是）“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那么，跟这样的政权的抗争，是民主政治内部的争斗吗？有“讨论、协商、表决”的可能吗？看来人群的欢呼，真可以把人冲昏了头。

六二宣言还宣称：“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嗬，真潇洒、真有胸怀呵——在自己的权利面对刺刀的情况下，要享受给屠夫“权利”的奢侈；阶下囚要慷慨地展示给监狱长自由的“宽宏大量”；奴隶在认真地表达对奴隶主的“仁慈”；在自己饥肠滚滚、连裤子都穿不上的时候，开始梦想作为亿万富翁如何享受撒钱的快感了。

但我那些微妙的感觉和瞬间的思考迅速被随之到来的屠杀横扫得荡然无存。悲愤取代了一切，以后也没再去想他们绝食的事儿。

93年看了《独白》，我则不仅吃惊，简直是愤怒了。六二绝食，刘晓波原来就是为了自己出风头、自己的名声、自己的“超人”梦、英雄梦。所以，这绝食让谁参加，不让谁参加，全都是功利考虑后的选择。不能要人多，否则光荣就被分享了。至于广场上人命关天的可能后果，他压根就连想都没想过！

记得当时读到那一段，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刘晓波对六四的发生是有一定责任的。其实并不只是我有这种感觉，还有一位读了此书的朋友，看了这段差点气昏，说刘晓波简直为“名”发疯了，他就是六四罪魁之一，“只有他最清楚自己罪孽有多深，所以他才要一次次去坐牢洗刷。他跟当局悔过就‘毁’他自己而已，他对六四屠杀的责任才更严重。”

其实，刘晓波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有认识，他在《独白》中表示“放不下这心灵的重负。每每想起，都感到自己不自觉地和共产党一起策划了六四大屠杀。”

此后多年，我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回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的书籍。结论是，那次绝食把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随后屠杀开始；没法证明刘晓波四人的绝食是导火索之一，但也没法否认。对这个问题，包遵信在《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盘》一书中也是明确指出：他当时不同意刘的绝食，因为“再来一次绝食，使广场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很可能激化矛盾，加速事态非理性化发展。后来事态的发展，也确实留给我们一个难于断定是非的疑案：刘晓波等人的绝食与‘六四血案’之间关系。”“我们现在要说的不是‘六四血案’的制造者，而是促成‘六四血案’发生的诸多因素，刘晓波等人的绝食，是否也是其中之一？”（第257页）

中共官方对六二绝食的定调，是否等于是给包遵信的质疑背书呢？中共认为刘晓波等人的绝食导致“动乱升级”；虽然他自己高喊“没有敌人”，但中共认定他是“组织暴乱”，如不强行对天安门清场，后果将不堪收拾。

所以，后来每当读到赞美刘晓波等人跟戒严部队谈判，促成学生和平撤离广场，“避免了大流血”的“立功”壮举时，我都无法不产生一种荒诞感。刘晓波的确扮演了各种“壮举”的角色。虽然至今（或许永远）我们都无法把“绝食”和“血案”的关系弄清楚，但刘晓波发起绝食的原因和目的，实令人脊背透凉。后来刘晓波撰文，痛斥学生把运动升级，激化矛盾，但却没见他真正反省这最严重的一次激化矛盾，而且是那样一个为了成名不择手段的出发点。

我写了上面这些，并不是要追究刘晓波等人那无法确定的六四血案责任问题，而是想说，今天我为什么不能原谅他的“没有敌人”论。刘晓波在过去这些年里，经常是一提到六四就痛哭，有一种很强的六四情结，而且说这个诺贝尔奖也是给六四亡灵的（其实这也是矫情。亡灵是专制的受害者，牺牲品；而诺贝尔奖是奖给与专制斗争的英雄）。当然我相信他心里是有一份良心的不安。但问题是：一方面愤怒谴责屠杀，谈到六四亡灵就痛哭；一方面又高调宣称“没有敌人”。他想过没有，那些亡灵会认同杀死他们的政权不是敌人这种说法吗？

晓波不必跟我狡辩，说他是没有“个体”的敌人。用“个体”模糊“政权”是侮辱别人的智商。如果说在六四屠杀前刘晓波的“我们没有敌人”还可能真有一丝对政府的幻想，那么六四屠杀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搬出当年的论调，还表示跟屠杀前一样“没有敌人”，难道不是背叛自己成天挂在嘴上的亡灵吗？难道不是把亡灵们再杀一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