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寶勝：太陽花學運是“紅衛兵”嗎“？—議臺灣民主轉型的不徹底性
1987年7月14日，臺灣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發布命令，宣告臺灣地區解除戒嚴。由此臺灣踏上了由一個威權政體向民主自由法治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其後臺灣經過兩次政黨輪替、五次總統直選、七次修憲，民主與法治已經大體上在臺灣紮根，臺灣人民的言論、政治、信仰等各項人權已基本得到保障，這一切跟共產專制的中國大陸相比，的確是天壤之別。
臺灣的民主成果不僅引來中國人權人士和知識分子們的羨慕，更使他們視臺灣為民主“理想國”，不切實際地認為臺灣已經如西方民主國家那樣徹底地民主化、法治化了。這也使他們在對待這次“反服貿”占領立法院的太陽花學運上，動輒指責學生們沒有在民主制度和議會軌道上解決問題、不該對民選總統喊下臺、占領立法院是破壞代議民主制，甚至有人指責學生們是“砸爛公檢法”的紅衛兵等等。
這些來自中國人權人士和知識分子的言論，一方面反映了他們根本不懂臺灣人民現在的處境和《服貿協議》對臺灣人到底意味著什麽？另一方面他們也不了解一個民主轉型才20多年的新興民主國家，多麽需要來自民眾的進一步催促、抗議甚至更加徹底化的革新或者“革命”。只有不斷地革新或“革命”，民主轉型才能徹底化。
民主轉型中民眾運動階段性的推動，臺灣與烏克蘭非常相似。烏克蘭自蘇聯解體後開始了民主轉型之路，但步履艱難，關鍵時刻每每以民眾“革命”的方式促進國家的進步，如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今年年初的占領獨立廣場運動。老牌民主國家英國、美國、法國的民主轉型都經過了一、兩百年的歷史，期間也經歷了眾多的群眾抗議運動甚至戰爭，才真正樹立了徹底的民主制度，更何況烏克蘭、臺灣等等的新興民主國家和地區呢。
臺灣解嚴後很快就實現了政黨輪替、民主選舉、三權分立、新聞自由等一個民主國家應該具有的特色，但這些特征的具備並不是說民主憲政就徹底落實、萬事大吉了。其實跟北美的憲政民主來說，還有很多的距離。這些距離就構成了臺灣民主轉型的不徹底性。
臺灣民主轉型的不徹底性也就是目前阻礙臺灣民主法治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以本人四次去臺灣的經驗，本人認為臺灣民主轉型目前有兩個障礙，一是國民黨在威權時代遺留下來的一黨文化及威權殘留還沒有徹底清算幹凈，如國民黨黨產問題、對孫中山的個人崇拜問題、黨紀大於憲法問題、黨派政治和解問題等等；二是中國共產黨專制政權對臺灣民主政治每時每刻發生的滲透、破壞和威脅，如如何定位兩岸關系、如何簽訂兩岸協議、如何對付中共對臺灣政治、經濟、宗教和媒體的全面滲透和統戰問題等等。這兩個障礙徹底破除之後，臺灣的民主轉型才能完全實現。
領袖崇拜問題
本人首次去臺灣，被臺灣民眾和媒體自由開放的言論、官員和警察對路人和藹的態度所感動，為臺灣取得的民主成果而自豪。但是去了幾次之後，深感威權時代遺留下來的一黨文化及威權殘留無疑是存在的，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清除的。
當我第一次去國父紀念館，發現孫中山的石像前站立著如蠟像一樣巍然不動的活的衛兵，他們一起營造一種神秘神聖的氣氛。而且每隔數小時，就有一次莊重的換班儀式，吸引遊客全部到石像前觀看、人頭攢動、擁擠不堪。作為深受過中共迫害的人權人士，我對孫中山和蔣介石一直很崇敬。但我看到孫中山石像前的這個情景，卻突然感到非常不舒服。也許是因為我待在美國時間不短了，我深感到臺灣畢竟與美國不同，東方人對人的崇拜是根深蒂固的。我去過美國首都華盛頓最為莊重的林肯紀念堂，那裏只有一個林肯石像，沒有士兵，沒有任何裝飾和儀式，人們面對石像充滿緬懷和紀念之情。而在臺灣，守衛石像的士兵們的一舉一動已經把石像完全地神化了，對一個石像達到了如此頂禮膜拜的程度，這不能不說是東方政治文化的特色。
政治領袖被神化，無疑是威權政治文化的殘余。而民主政治的前提，就是承認每個人的有限性，人不是神、都不是完美的、都需要監督和制衡。民主政治的文化，一定要去除政治領袖的神聖性、偶像性。所以當時我感到這種對孫中山的神化崇拜，並不利於臺灣的民主化。如美國一樣，臺灣民主政治的徹底化的標誌之一，就是要撤走國父紀念館孫中山像前衛兵及其儀式。
威權時代遺留下來的領袖崇拜文化，不斷地影響著臺灣政治。在去年的“九月政爭”中，馬英九運用黨主席的權力地位，咄咄逼人、不將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趕下臺誓不罷休，而由於他的地位和權力，他的目的差一點就達到了。今次《服貿協議》爭論，也源於臺灣行政首腦們不顧民意和立法院監督，獨斷專行，擅自與中國大陸簽署協議。執政黨團深受威權文化的浸潤，獨裁專斷、不理民意，這成為太陽花學運抗議的重點。
龐大黨產問題
威權時代是一黨政治、黨國不分、黨政不分。所以國民黨龐大的黨產，成為民主臺灣徹底轉型的又一重癥（中國若果實現民主化，中國共產黨的黨產如何轉型，也是一個大問題）。美英等民主國家，政黨是非營利組織，主要靠募捐來籌集競選資金。政黨不能從事經營，也不能以黨產從事非政治性事務。但眾所周知，直到今天，國民黨在臺灣的黨產是天文數字，國民黨的運營與現代民主政黨的運營，還有眾多的差別。
2011年，中華民國內政部公布“民國99年政黨財務決算報告”，國民黨收入新臺幣35.3億元。根據國民黨申報資料，來自中央投資公司等股利收入，約28.9億，占總收入的82%。若以一般企業5%獲利估算，其總股本更高達580億股本。國民黨的龐大黨產，在西方政黨來看也是難以理解的，只能說這是民主轉型中的過渡現象。民進黨主張盡速訂定《政黨法》，讓政黨的資產負債表攤在陽光下。但2008年馬英九政府將民進黨政院版的《政黨法》草案自立法院撤回，迄今未送國會審議。可見，一個沒有正式的《政黨法》的國家，還能算是徹底民主化了的國家嗎？正如臺灣著名記者梁永煌在其《臺灣轉型正義的大缺憾：一個財經記者看國民黨黨產》中寫到的：“轉型正義是許多國家邁向民主的重要工程，只要國民黨繼續持有黨國體制下掠奪來的黨產，臺灣的轉型正義就缺了一塊，我們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
黨紀大於國法問題
威權時代的特征不僅有領袖崇拜、黨產與國產不分，而且還有黨紀大於國法。這在中國共產黨政權裏是非常明顯的，共產黨的書記和幾個常委，就把持了國家的一切。國民黨在威權時代也是黨國一家、黨大於國。臺灣開始民主轉型後，國民黨開始成為民主國家中的民主政黨，但是威權時代的遺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如去年九月“馬王政爭”，馬英九利用國民黨黨紀和選舉法規的漏洞，強逼立法院院長下臺。總統逼議長下臺，這在西方民主國家看來的確是個匪夷所思的大笑話，但在臺灣就發生了。而馬英九所依據的，重點就是國民黨黨內的開除黨籍措施。
根據臺灣現行的選舉罷免法第73條規定：不分區立委就職後喪失黨籍，自喪失黨籍之日起，喪失其資格，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函請立法院予以註銷。馬英九就根據這個條文，運用自己權力和地位，將與自己政見不合的國民黨籍立法院長王金平開除出黨。開除黨籍要國民黨考紀會做出，馬英九總統兼黨主席搶在國民黨考紀會前召開記者會，定調王金平應自行辭去立法院長，並希望國民黨考紀會給予王金平撤銷黨籍以上的處分。既然主席定調，考紀會就很快撤銷王金平黨籍，同時，王的立法院長位置也岌岌可危了。
一個國家的國會議長，竟然因為黨籍問題而被罷免，這顯然是黨紀大於國法。幸好臺灣的司法還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時隔半年後，在太陽花學運開始不久，地方法院判王金平黨籍可以保留。司法部門的理由之一是王金平身為立法院長，對他職位的罷免是國家大事，所以引起他職位變更的所謂黨籍處罰必須要慎重可慮。
從“馬王政爭”中我們明顯地看到在臺灣還遺留“黨紀大於國法”、選舉法規漏洞等憲政民主的不徹底性。這些不徹底性難道不需要民眾和學生的抗爭嗎？在議會、在野黨都很難推動的執政黨政改的問題上，的確需要民眾走向街頭或者以占領立法院的方式來推動。
政治和解問題
臺灣民主轉型的不徹底性還表現在臺灣兩黨之間怨毒太深、針鋒相對，導致社會分裂。這一政治文化的根源之一，還在於執政的國民黨對待前總統陳水扁上。民主轉型後的國家，一般都要對前獨裁者進行審判，但為了轉型的順利和社會的和諧，往往特赦前國家首腦。畢竟國家首腦不是一般職位，他代表了一大部分的社會階層。嚴酷對待前國家元首，就會人為地制造社會的仇恨和分裂。
如韓國民主轉型後，兩位前獨裁總統全鬥煥、盧泰愚於1997年4月17日被韓國大法院分別判處無期徒刑和17年徒刑，但同年12月都得到候任民選總統金大中特赦，並於1998年初獲釋。民主轉型國家是這樣，美國等成熟民主國家也是如此。美國的福特總統在當選之後立即對因水門事件而下臺並受到審判的前總統尼克松實行了特赦，這都是為了營造和解、寬恕的政治文化。
遺憾的是，自馬英九上臺，前總統陳水扁就被判刑，而且至今都不予釋放。總統代表了一個國家，對他的赦免不僅有利於團結前總統的眾多支持者，也有助於栽培寬容、和解的民主文化。黨派在政治上的和而不同，對一個成熟民主國家非常重要。但臺灣目前朝野兩黨幾乎都把對方視為“敵對勢力”。總之，作不到特赦前總統，也說明了臺灣民主轉型的不徹底性。
其他威權時代遺留下來的不徹底性還很多，如司法獨立問題、五權憲法還是三權分立問題、公務員待遇、媒體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既需要參照發達民主國家進行改革，更需要朝野雙方的探討和博弈、社會各階層發出聲音和不斷抗爭。無論如何，臺灣民主轉型的徹底化，路還很漫長。
第二方面，臺灣民主轉型是在一個強大的、專制的強鄰下成長起來的，臺灣民主的成長，非常類似俄羅斯陰影下的烏克蘭，這種民主轉型由於每時每刻受到強鄰的滲透、破壞和威脅，所以轉型是痛苦的、也就不能迅速地徹底化。
中國共產黨政權滲透、統戰臺灣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臺灣的民主制度、遏制臺灣的民主轉型。中共除了聲稱“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統一目的外，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要全面操控臺灣政局、使臺灣民主轉型最終朝利於共產黨政權的方向發展。而中共實施的這一統戰、滲透行為，只能延緩臺灣的徹底民主化。
例如媒體方面，中共通過廣告等手段以經濟利益控制了臺灣很大一部分媒體，有些媒體立場如《旺報》可以與中共的《環球時報》相比。尤其對關懷中國人權和批判共產黨的內容，各媒體都噤若寒蟬，如此就使臺灣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受到侵害。臺灣青年的“反媒體巨獸”活動就由此而來。
政治方面，中共拉攏連戰為首的臺灣政要頻繁地訪問大陸，並灌輸其政治戰略戰術，作為其在臺灣政治的代理人。中共也利用臺灣民主政治，在臺灣指示代理人成立標榜“統一”“社會主義”等理念的多個政黨，以左右政局。
經濟方面中共一直在大陸收買臺商，通過出口、投資等在經濟上逐漸控制臺灣，並妄圖通過ECFA、《服貿協議》全面地進入臺灣，以商貿、投資為掩護滲透臺灣，以經濟統一達到政治統一。
宗教、文化方面在臺灣發展其代理人，打擊與中共敵對的宗教勢力，如達賴喇嘛藏傳佛教、法輪功以及全能神教，指使其掌控的宗教、文化團體進入臺灣，通過宗教、文化滲透臺灣。如去年召開的“兩岸基督教論壇”，旨在打壓臺灣長老教會、扶植更多基督教界的代理人。
通過以上動作，中共使其共產主義極權文化、思想逐漸傳播、滲透到臺灣社會，其在臺灣的代理人也忠實執行中共在臺政策。如此的局面嚴重地阻礙了臺灣民主轉型的徹底化，反而使臺灣如香港一樣出現“民主倒退”“自由倒退”的景況。
而作為臺灣立法機關和民間的當務之急，應該是盡快制定一系列對付、抵抗中共對臺灣政治、經濟、宗教和媒體的滲透和統戰的規定和法案。如果此類抵抗中共統戰的系列法律能出臺並實施，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臺灣的民主成果不被中共所吞噬，保證臺灣民主轉型一步步走向徹底化。
就兩岸關系而言，必須要明白中共國不是一個普通國家，它是一個共產主義的極權國家，所以跟它打交道，發生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聯系，要特別的小心。如這次太陽花學運提出要先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然後才能與中國簽署協定。這個訴求是非常正確的，因為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關系並非一般的國與國關系，它是一種威脅與被威脅、吞並與被吞並的關系，所以與中共國簽署任何協議，絕對不能黑箱操作、更不能繞過立法院和新聞媒體，而要按照《監督條例》規定的程序方可通過。顯然，如此才能切實保證臺灣的民主不被中共摧毀、保障臺灣的民主化進程不被中共打斷。
當然，臺灣自身軍事力量的加強、臺美和臺日關系的強化，也都是保證臺灣這個民主的航空母艦不被擊沈、臺灣民主轉型徹底化的有力保障。
總之，通過這次太陽花學運我們看到了臺灣民主轉型的眾多不徹底性，而這些不徹底性及其障礙，不僅需要臺灣各個民主政黨、立法機關、行政當局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齊來克服，更需要年輕人、青年學子們沖上街頭、遊行示威、“占領”民意機關來表達訴求。
臺灣的希望在民間，只有他們，才能使已經開始民主轉型的臺灣，實現轉型的徹底化、完善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