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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這樣的幸福 vs 社論》提振總統的民調支持度

[轉載自:自由評論]

[Linda]於2017-04-11 03:57:06上傳[]

 

社論》這樣的幸福

台灣的全民健保制度舉世稱羨,在各項政府重要施政中,多年來各種不同的民調,健保制度一向名列前茅,是民眾滿意度最高的政策;甚至國際間的幸福國家調查,也就是美好生活指數(OECD Better Life Index)指標,台灣的分數相當不錯,多年蟬聯亞洲第一名,其中健保是很重要的因素。因此歷任政府為了捍衛執政,無不為了維持健保的續行,想盡一切辦法與手段。

一九九五年健保開辦以來,凡在台灣設籍四個月以上,全都納入保險覆蓋範圍,保險費用則由被保險人(占四十%)、投保單位(占三十三%)、政府補助(占二十七%)三方共同負擔;而後為健全財務,又將大家的額外收入,例如兼職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包括現金、股票)所得、利息所得、租金等收入,全拉進「補充保費」的扣繳範圍,可以說,所有個人與企業為了支撐健保,這些年來都付出了不菲的代價。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每個人擁有絕對的權利與義務,監控並督促健保必須健全發展。

根據健保署統計,二○一六年,超過一二○億元用在長期依賴呼吸器的醫療支出上,連續使用廿一天以上的呼吸器依賴患者,有一六九○二人,因此平均每人約七十一萬元。醫界則指出,台灣依賴呼吸器患者盛行率是美國的五.八倍。此外,與北歐國家平均臨終前臥床大約兩週到一個月相比,台灣老人的平均臥床時間推估居然長達七年,這些公開的數據值得正視。

根據健保署統計,二○一六年,超過一二○億元用在長期依賴呼吸器的醫療支出上,連續使用廿一天以上的呼吸器依賴患者,有一六九○二人,因此平均每人約七十一萬元。(資料照)

有關生命的問題,需要另案探討;如果純粹就健保的宗旨,究竟是在確保生活品質或是延長死亡時間這個角度來審視,我們就必得正視「無效醫療」的問題,並且拆解構成這個問題的肇因,才能解除各種可能的無謂痛苦,把有限的資源運用得更為人性、準確且精緻。

第一個首要環節是,我們的健保制度目前有關「重大傷病住院部分負擔費用核退」,也就是如果取得重大傷病證明者,當次住院可免自行負擔費用的設計,針對呼吸器的使用,有個二十一日以上的門檻;換言之,如果使用二十天以下,要自掏腰包,一旦超過二十一天,即屬重大傷病,便毋需自費,甚至使用愈久,「省」(賺)愈多。

這項規定在醫療實務中衍生了不少問題,若干病患家屬以經濟不佳、無力負擔醫藥費為由,拜託醫院至少同意使用二十一天,部分醫院基於有助於收入等考量,不免予以配合。重大傷病的審核,固然是健保署的權責,但是限於人力與時間,在案件眾多、個案紛呈的情況下,又有多少勇於嚴格把關的「壞人」?於是,家屬、醫院、官署,似乎不自覺地形成了健保體制下的「食物鏈」關係。

附帶一提的是,有些家屬往往不顧醫療需要,爭取將病患留在加護病房,而不願轉到普通病房,是另個現行健保怪象;因為病患若留在加護病房,除了可以得到較密集的醫療照護,同時,加護病房不須家屬陪病或花費找看護,直接丟給醫院處理,更可捨去很大的「麻煩」。

此外,也不能忽略醫院的評鑑制度這個環節。就如考試引導教學,評鑑也多少影響醫療行為,目前針對各大醫療院所作的評鑑項目,是由國外制度照搬而來,然其他國家並無「吃到飽」的健保,不就在地特性、全盤移植他國經驗,不免發生水土不服的問題,若以相同規範做為考評標準,經常造成誤導,這也是制度檢討時可以一併思索的配套問題。

台灣擁有全民健保制度,絕對是很大的幸福,但是所謂的幸福指數背後,如果隱藏著靠著呼吸器延長死亡時間的風氣盛行,或者國人平均壽命的增加,部分是建立在呼吸器的使用上,這挑戰的是,全體納稅人共同的生活品質以及稅金使用,是否已遭到扭曲與濫擲,你(妳)能夠不在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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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由於在地緣政治上特殊的地位與位置,一向是國際間關心東亞區域問題者的研究對象,這些學者與專家經常來到台灣,到處訪談與調查,用腳找問題,也用腳解答案,近來,不少國外學者不約而同地問到一個同樣的問題:蔡英文總統的民調不高,主要的原因究竟出在哪裡?

這些研究者觀察一個國家的政治領袖是否取得民意聲望,主要的著眼點無非出於民主國家的總統或總理,不僅是對外的國家象徵,也是對內的統御指標;而法定地位與專業聲望是構成國家領導效能的兩大要件,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領袖若不孚眾望,通常就會給外界這個國家處於無力狀態的總體評價。台灣做為這麼重要的戰略角色,如果無力,這還得了?因此很自然會引起相關國家的實務與學術菁英注意。

從這個角度來說,所謂民調參考就好,不必在意的說法,要看情況適用,並非顛撲不破;政治人物的聲望,代表著她與他能成功帶領多少追隨者朝著共同目標邁進,如果數字長期不好看,不但會影響國民信心,也將連帶傷害國力,實在不可不慎。

蔡總統該如何有效提振聲望?首要在調整重點施政順位。不少選舉在行的地方諸侯與親近幕僚恐怕多曾經建議,使得蔡總統本人可能也因此深信不疑,認為在「興利」與「除弊」二者間,興利需要時間,成果也較難操之在己,較保險的作法是少談,除弊則反之,較容易看到效果,應該多談才有助於維繫支持度。這樣的個人經驗,之所以事與願違,癥結在於他們忽略了國家元首很重要的領航功能,這是一般縣市治理較少面臨的職位責任與民意需求。

簡單說,總統如同掌舵的船長,必須很清楚的讓大家知道要把船開到哪裡去,不論外在大環境是逆風或順風,船長都有順利完成航程的因應方案,唯有這麼做,當順利抵達目的地時,大家才會把功勞歸諸於船長。如果擔任船長卻目標不明,這就如同隨波逐流,那麼外在的風向是吹什麼風,與船長就沒有多大的關係了。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國發會自去年七月以來,已經連續發布了象徵景氣穩定的第八顆綠燈,相對於馬英九執政階段的景氣低迷,新政府的運氣確實比較好。這樣的運氣之所以無法給總統加分,原因就出在執政團隊過去這段期間給外界的總體印象,似乎並沒有把興利放在第一位,因此大家當然不會把景氣的回溫視為主政者努力施政的結果。

興利是正面表列,意味著我要做什麼;除弊,則屬負面表列,我不要什麼。選舉競爭,可以只專注於除弊,這或許也是長期在野的民進黨政治人物最習慣也擅長的戰術。然政府治理則不然,必須講究興利與除弊的平衡與同步,甚至如同人的行進,左腳先出、右腳要立即跟著再出,才能彰顯出當家與治國的律動與節奏。因此怎麼可以避談興利呢?

民主化二十多年後的今日台灣,政治改革的進程,儘管仍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但是大抵上,格局已經成就,剩下的是實質內涵的持續建構,其中,把經濟的獨立自主搞起來,是重中之重;若稱今後的政治問題,最核心的就是經濟問題,絕不為過。這也是世界主要發展國家的領袖無不把振興經濟放在首位,不斷向其人民訴求,希望贏得認同的關鍵所在。

經世濟民的工作,需要長期的布局,確實很難在短期立竿見影,但若把立即的重視,當作是立即會遭遇拿出績效的壓力,這就犯了極為錯誤的治國盲點。因為,構成國民對經濟生活的滿意度要件,許多是來自於對國家前景的判斷,政府作為的強調,企業對政策的反應,這些都是感受問題,不是數據問題。充沛的士氣,可以帶動消費、投資的正循環;何況許多拚經濟的實際政策措施,需要經過熱烈討論,才可能接地氣,真正確保有助於產業需要,絕對不能關門埋頭的冷處理。

政治工作的精髓無他,就是帶給國人希望。除弊,只能減低若干人的相對剝奪感,不足以拉動全面的主觀幸福感。一個有意識於勇於領導、提出願景、正面導向、積極興利、鼓舞團隊的從政者,她(他)的民調應該就不會差到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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