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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台灣愈遭到擠壓愈需要內部對話vs 社論》勝選與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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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於2017-08-05 02:36:06上傳[]

 

社論》台灣愈遭到擠壓愈需要內部對話

國民黨某台北市議員和國民黨某文傳會副主委,指控總統府網頁的國旗圖變形,不符國旗法比例,向監察院告發蔡英文總統等。總統府則回應,此舉浪費社會資源。只管國旗的比例,不管國旗能不能在自己的國家飄揚,能不能在國際場合堂堂升起,甚而也不管從國民黨黨旗延伸而來的國旗能否代表人民意志,這恐怕是國民黨某些人特有的思考類型吧。看來,「國民黨反動派」,不僅是九十年前才有,現在台灣也有另類的「國民黨反動派」。只不過,當今的「國民黨反動派」,卻是中國共產黨之友。

不久前,中國官媒新華社發布最新用語,限定只能提「九二共識」,不能提「一中各表」,不能提「中華民國」,也不能使用「中華民國」紀年及國旗、國徽、國歌。如此「不能說中華民國的存在」,主張「中華民國主權及於中國」的國民黨人,卻未見向北京大力陳抗,這是甚麼邏輯使然?國之不存,旗將焉附;「中華民國」被消滅也無所謂,一味斤斤計較國旗的比例;在台灣「捍衛中華民國」,面對中國「擱置中華民國」,到底是把「中華民國」與「台灣」看作甚麼關係?

這一類的心態,從北京來看或許更清晰。一中各表,馬規吳隨,中國官媒之批評,「一中各表實質就是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反映出一年多來北京在國際上加強操作一中原則,使盡蠻力將台灣矮化為中國的一部分。而洪秀柱失勢後,國民黨是否會出現另一波本土化,已成為北京對吳敦義聽其言觀其行的指標。習近平恫嚇措辭裡的「任何政黨」、「任何形式」,仔細推敲總令人隱約覺得也包括國民黨與國獨在內。而只要還想重返執政之路,國民黨應貼近主流民意還是北京立場,不是一個困難的選擇題。

於是,中國官媒似乎在警告,吳敦義較少正面表述一個中國原則及兩岸同屬一中,較多重申和強調「你表你的、我表我的」,與蔡英文的兩岸論述趨同或趨近。吳敦義的「一中各表」,「一中」會走多遠,「各表」會走多遠,尚待觀察。至少吳敦義回復北京的,一九九二年國共雙方達成「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對於它的涵義,雙方同意用口頭聲明方式作各自表達」,已令北京遲疑。這是國民黨的兩難困境,顧得台灣主流民意,就顧不得北京意志,反之亦然。二○一六是個啟示錄,假使繼續走「聯共制台」路線,就要有長期在野且小黨化的心理準備。

吳敦義的兩難困境,似乎也是小英「維持現狀」的兩難困境。「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究其實與一中原則、內戰結構糾纏不清。經過一年多的實踐檢驗,北京現在連國民黨的「一中各表」都不耐煩了,更不相信被定調為台獨者的「維持現狀」有可能維持「馬終統」的現狀。與此同時,儘管北京積極改變現狀,百般在國際上將台灣內政化,小英對國際的「維持現狀」承諾依舊動彈不得,以免遭指「麻煩製造者」,重蹈阿扁覆轍。為此,在中國對台灣加緊國際包抄、入島統戰之際,小英彷彿無法掙脫自縛手腳的繩索,也因此無法免於主流民意的輿論壓力。

習近平的六個「任何」,從台灣的角度來看,幾乎把大部分台灣內部的政治差異扁平化了,這是分化攻略進階到以台灣總體為敵的訊號。當前兩岸的僵局更僵,正在催促台灣內部的和解,改革尤應儘速脫離內耗漩渦。兩岸對比拉大,國共共識、民共共識,已非習近平的想像,「一中併台」才是硬道理。如此新常態,追求國、民共識,乃至更大的台灣共識,才能團結力抗外在挑戰,也才有後續的民主競爭可言。就此而言,完全執政的小英,完全在野的吳敦義,宜將謀求台灣共識,作為朝野對話的主題,進而擴大為社會對話,集結頭家意志,重整國家的行動。台灣愈遭到擠壓,愈需要內部對話,這也是從政者以政治家自我重新定義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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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勝選與治國

民進黨完全執政,一年多來欲振乏力,對的事情經常做不對。國民黨新主席產生,但黨內互打仍未停止,國共之間也沒有以往麻吉。國民兩黨,家家有本難念的經,要人個個有自己的盤算。最近,朝野各有二○一八的選舉想像,這種權力心算遊戲,表現在自己人卡自己人,背後各有錯綜複雜的政治謀略。國民黨方面傳言,吳敦義親征高雄,朱立倫備戰台南。民進黨方面,則有賴清德北伐新北傳言。固然,卡位、卡人是一種謀略對決;不過,著眼於國家長治久安、人民福祉,大家可能更需要重視,卡到位的人是否適才適用,此人是否被放置於良性系統,得以淬鍊其未來的治國視界。

二○○○以來,我國民主競爭日益成熟,不同政黨輪替了三次。但就民主效能而言,未必有同樣的成熟度。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國家層級領導人才斷層,從而內閣的組成也往往等而下之。猶記蔣經國後期,儘管仍是黨國菁英、技術官僚當道,但另一種人才養成的次系統也逐漸成型,例如,台北市長歷練後,出任台灣省主席,然後到中央任職。最「完整」的案例,便是前總統李登輝,他從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副總統,因緣際會繼任總統,最後成為民選總統。林洋港則從南投縣長、台北市長、內政部長、台灣省主席,最後出任司法院長。

李前總統與扁馬蔡三位總統相較之下,行政經歷的廣度與深度明顯較優,因此擔任國家最高領導,展佈治國藍圖也較為深思熟慮、謀定而後動,推動政策每能貼近民之所欲。可以說,李前總統是一位「準備好」做總統的總統,這也印證「蔣經國學校」的課程規劃有其道理。可惜,隨著民主深化,縣市長、省主席、中央的政治歷練規劃,被新的選舉計算取代。此後,政黨的king maker,幾乎聚焦在尋找可以勝選的人,相對忽視國家層級領導人才養成的前置作業。除了民意代表,扁擔任一屆台北市長便逐鹿大位;除了黨政要職,馬擔任兩屆台北市長便進總統府。兩者共同之處在於,都缺乏台灣總體作為行政淬鍊的場域,於是治起國來不易盱衡全局,乘主流民意之風鴻圖大展。

李前總統與扁馬蔡三位總統相較之下,行政經歷的廣度與深度明顯較優,因此擔任國家最高領導,展佈治國藍圖也較為深思熟慮、謀定而後動,推動政策每能貼近民之所欲。(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至於小英總統,主要經歷是國安會經濟諮詢委員、陸委會主委、不分區立委、行政院副院長,以及二○○八民進黨崩盤後出任黨主席。這樣的政治清單,以行政實務來說,比扁馬更少貼近廣大民意。不知是否因此,包括林全內閣,一年多來小英政府所為,予人「好的動機沒有變成好的政策」的社會觀感。即如一例一休,本意是要促進廣大勞工的保障,但因為缺乏勞動現場的實務經驗,城鄉各業別的習慣差異,立意良善的政策卻淪落到窒礙難行。說實話,這種政治錯誤,一位行政履歷比較完整的政治人物通常可以避免。但這也不應視為小英政府獨有的症狀,而是李前總統之後,各界輕忽國家層級領導人才養成所造成的慢性病。

近來,「儲君」二字,並不討喜。但是,如果從上述的國家層級領導人才培植系統來重新解釋「儲君」,不無其正面意涵。行政實務經驗,堪稱政治的手腳,只有頭(理念)沒有歷練(手腳),很難實踐從政理想。台灣從「精省」到六都格局,當然不能再沿襲過去的老路,但民主時代也應該要有與時俱進的模式,確保治理國政人才輩出,相互之間良性競爭,俾能通盤兼顧國家內外環境,讓台灣走向優質的正常國家。「勝選」與「治國」,兩種條件兼具,方能成為強而有力的領導者,這也是當前人民對小英的期待。未來台灣,假使還是以選舉計算為最高考量,真不知還要折損多少個八年,台灣才能向上提升?更嚴重的是,外敵當前,台灣還有多少個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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