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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政治打壓下的浩鼎-翁啓惠 司法案-傷害台灣生技業-系列

翁啓惠

[taiwanus.net]於2017-10-24 04:10:09上傳[]

 


因為誤解發生遺憾,我為個人及中研院的清譽捍衛到底

───────翁啟惠案件說明───────

 

 

本人再次鄭重聲明絕無做任何不法或不道德的事。

 

我於十多年前從美回國服務主要是想協助台灣改善科研環境及發展生技產業,在擔任中研院院長期間,極力推動各項研究工作,培育研究人才,我也將在美國的研究帶回台灣貢獻給中研院,繼續醣分子科學的研究工作,至今從未中斷,並將發明的技術經由技轉授權給廠商。

 

中研院過往十大技轉案中,有六件是本人的研發成果,為中研院爭取可觀的收入。在學術的道路上,我自認問心無愧,也已善盡身為科學家應有的社會責任。我回國以後,浩鼎也曾出資委託中研院使用我在美國發明的技術來合成Globo-H系列醣分子,在技轉過程中,我以創作人(發明人)身分回應智財處的詢問,但本人從未以院長職位介入技轉事務。 我於浩鼎草創階段接受多年友人及在美創業夥伴張念慈建議,以浩鼎母公司創辦人身分,投資使用我專利技術的浩鼎公司以示支持,也與我的院長職務無關。

 

我擔任院長期間,行政與研究工作佔據我絕大部分時間,因此將投資浩鼎乙事交由張念慈全權處理。在浩鼎事件剛爆發時,由於對技轉過程及投資持股之細節不瞭解而未能及時說清楚,加上各界對「科學技術基本法」、「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與「專利技轉」等新法規不甚理解,造成重大誤會,深感遺憾!經仔細研閱起訴書內容,發現檢方對我的英文電郵顯然解讀錯誤,更有許多誤譯及妄自添加的不當延伸;對生技產業、中研院技轉流程及智慧財產價值,也有嚴重誤解。

 

 

 

 

詳細說明如下:

 

 

 

 

 

我從未簽署技轉合約,也從未介入技轉事務。

 

「科學技術基本法」的立法是在加強科技研發,鼓勵將學術研發成果技轉廠商發展創新產品,以增進社會福祉。因為技轉並非政府採購財物,創作發明人也非執行公務的人員,故在技轉方面,並無國有財產法、政府採購法、及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

 

技轉是由廠商出資,繼續開發研究成果轉化成產品,目的是創造機關收入及挹助創新產業,跟一般出售公有財產或執行政府採購案完全不同。

 

中研院的技轉事務由智財技轉處負責與廠商談判授權條件,再交由秘書長及副院長簽署決行。該事務並未呈送院長層級核准。

 

技轉簽約後,創作人可取得技轉收入百分之四十,另百分之六十分配給中研院及國庫。技轉因涉及創作人專業知識,智財處與創作人必須充份溝通才能確保簽約後能履約,這是必要流程。 在技轉過程中,我是創作人(發明人)而非院長身分。

 

關於起訴書指控我以院長身分主導技轉而收取賄賂,絕非事實。

 

中研院辦理浩鼎技轉授權時,我是以創作人的身份參與其事,與院長職權毫無關係。另外,創作人並無執行技轉業務,非屬貪污治罪條例所規範之公務員。

 

關於指控中研院違法第二次技轉浩鼎案,全屬謬誤。浩鼎早先已有第一次技轉合約也出資與中研院產學合作,依規定取得技轉優先權,既然有優先權,浩鼎又何必行賄任何人? 浩鼎早在美國母公司時期,已使用我原創的醣分子合成技術,是後來繼續出資與中研院合作進行改良。此次技轉收入超過5700萬,對國庫、中研院、產業界三方創造均贏的局面。

 

廠商承受技轉,必須付出權利金,產品開發費,還有不確定的高度商業風險。檢察官認為張念慈擬以1500張浩鼎股票作為技術股向我行賄,或用行賄方式取得技術授權,是不了解技轉所發生的誤解,更何況本人從未聽聞1500張股票的事,檢察官的指控,完全子虛烏有。

 

關於起訴書指稱本人「主導中研院與潤雅簽訂備忘錄並允許潤雅無償至中研院學習技術」,甚至「私下交付醣分子材料」一事說明如下:

 

創作人同意有意取得技轉的廠商在簽約前了解技術內涵,或取得樣品加以測試,屬授權簽約前的必經過程。中研院網站上有公佈無償及有償兩種方式,是否收費由創作人決定。

 

潤雅公司已與中研院智財處談妥材料價格,已簽署保密合約並在材料移轉契約上用印,中研院也已申請專利保護此技術。因此,本人以創作人身份,依智財處建議,在材料移轉契約上創作人欄位簽字同意,實驗室也配合製作10克醣分子材料,提供潤雅測試使用,中研院因此收到新台幣400萬元材料費,所有流程完全合規,更替國庫創造收入。

 

本人從未介入與潤雅簽訂備忘錄允許至中研院學習技術。更何況,中研院第二次技轉浩鼎的專利是製程技術,根本不是醣分子材料!

 

3,000張浩鼎股票都是我自己出資買的。

 

科學技術創作人購買股份以支持使用自己技術的公司,在美國頗為習見。我於2009 - 2012年間接受多年友人及在美創業夥伴張念慈建議,在浩鼎草創階段,以浩鼎母公司創辦人身分,用我的家庭信託資金投資浩鼎表示支持。我信任張念慈而付投資款給張念慈,並未過問張念慈實際購股細節;浩鼎興櫃前張念慈協助所認購的3,000張浩鼎股票,認購的價錢為每股31元,與其他浩鼎創辦人及員工並無不同。

 

雖然張念慈協助先墊款,不久,張念慈處分原先替我投資的股票來清償這筆支出。所有買賣皆有明確紀錄。 何況,這些是興櫃前的高風險投資,並未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規定,也與本人的院長職務和技轉事務無關。

 

依『科學技術基本法』,創作人持有被授權廠商的股份非利益衝突,更何況我委託張念慈間接投資浩鼎,更與中研院技轉浩鼎根本無關。

 

中研院「技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 其中包括「承辦及相關人員,技轉後兩年內,不得投資接受該技轉之業者」,是針對辦理技轉的行政程序人員。 我身為創作人,並未承辦技轉業務,也無利益衝突事情,更無檢察官指控本人違反中研院內部利益衝突規定,而涉嫌公務人員貪污治罪條例。

 

此案對本人、中研院及我國生技產業的發展,已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但我相信司法會還我清白,恢復我個人及中研院的名譽,特以此向關心我的親友說明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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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啟惠專文:我的醣科學研究之路

2016年1月,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國情咨文中強調美國應該要領先世界,本著挑戰不可能任務的精神,發展根治癌症的方法,就是目前的「國家癌症登月計畫」(National Cancer Moonshot)。台灣由於在癌症基因體研究已累積深厚的資源與成果,是美國癌症研究院邀請參與的國家之一。我所致力研究的醣分子不僅廣泛存在於細胞中,也和許多疾病有關,意外引導我走向以醣科技發展治癌及傳染性疾病新藥的開發。

生物界的三大分子核酸、蛋白質及醣分子中,醣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是最不被了解的。主要是因為缺乏研究醣分子的工具,雖然已知醣分子與細胞的發育、分化、病毒及細菌之感染、癌細胞的擴散,以及很多細胞間或細胞內訊息的傳遞皆有關聯,但真正的機制仍不很清楚。最典型的例子是人的血型決定於紅血球上醣分子的差異,不同流感病毒在入侵宿主時會先辨認宿主細胞上的不同醣分子。也因為缺乏工具及對作用機制的不了解,我們從小學到大學的課程幾乎沒有關於醣分子的科學,更遑論它的功能及重要性了。


我在大學畢業後開始跟隨台灣大學化學系王光燦教授,並在中央研究院當助理,學習到蛋白質化學及合成的工作,也讀了碩士學位,但在這研究過程中,我始終對醣分子的存在有著好奇心,只是沒機會碰觸這議題。一直到31歲赴美進修博士學位時,才有機會接觸到利用酵素合成醣分子的研究,也因此對醣分子科學產生濃厚的興趣。畢業後也一直在美國學術界進行醣分子科學的研究。52歲時決定從美國回台,在中研院服務,並繼續醣分子科學的研究。雖然我知道回台服務的決定一定會影響我的學術生涯,但是我很欣慰回台後能繼續研究,甚至能將我及合作同事的基礎研究成果透過技轉授權給業界繼續研發產品,並有機會在產學的互動與合作下,協助生技產業的創新與發展。在這過程中,我對台灣生技產業所面臨的挑戰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但我相信今天的醫療進步是基於過去的研究,同樣的道理,今天投入生技研究,將會帶來更進步的醫療。


很多人說科學研究的道路是非常辛苦而孤獨無趣的,但我覺得不盡然,有興趣就不覺得乏味,而興趣是可以培養的。我選擇醣分子科學是因好奇而開始,後來發現醣分子的合成太複雜且和很多疾病有關,就產生興趣而轉向如何發展新的醣分子合成法。後來利用合成的醣分子材料進行研究醣分子在疾病形成所扮演的角色而有些了解,又覺得可用醣分子技術來發展新的藥物或檢測方法,以解決疾病問題。我的醣分子科學研究之路,從好奇而產生興趣,到了解問題及解決問題的過程,可以說是我在醣分子科學的研究生涯中最值得回憶、也值得分享的。


大量合成奠定基礎


我在大學畢業後的八年研究工作期間,看到同學都已經學成回國成為教授,因此碩士畢業後,我決定出國深造,畢竟沒有學位,在學術生涯的發展會有困難。不過我是以指導教授為目標,而不是追逐名校。我決定不再繼續蛋白質方面的研究,就去搜尋各大學教授的研究狀況,做為選擇的參考。


在那個年代,經常看到科學文獻討論未來將會應用生物方法製造複雜的生物分子,尤其是那些大又複雜的分子,像是蛋白質或多醣化合物,都具有生物活性,但幾乎不可能用傳統化學方法製成,我當時就有預感:將來的化學合成工作,免不了利用生物方法來合成複雜的多醣體。由於我已和王光燦共同發表30多篇論文,有信心能夠直接申請到獎學金,因此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化學系跟隨懷特賽茲(George M. Whitesides)學習,他正在研究一種以酵素為主的新化學合成法。我選擇加入他的實驗室,並不是看上MIT的光環,而是那裡的研究主題是我感興趣的。如果沒有之前在台灣的八年經歷,我也許就不會找懷特賽茲當指導教授。


我在暑假剛開始就抵達美國。懷特賽茲一見到我,就給我一個題目,但是我覺得方向有問題,竟然以生硬的英文直接說:「這不會有結果。」我直覺認為合成的產物會和水作用,所以得不到預期的產物。他有點意外,說道:「你得試試看。」過了一個星期,我還是說不會有結果。之後懷特賽茲什麼都沒說就走了。於是我進行實驗證實我的想法,一個月後把結果交給他。我的想法是雖然原來設想的方法不成功,但是有新的發現還是可以請他看一看。隔天晚上我就被老師叫到辦公室,原來他把我的結果寫成了一篇論文,並和我逐字討論,我在MIT的第一篇論文就是這樣出來的。在這一年的夏天又完成了另一篇論文。從此之後懷特賽茲對我的實驗技術有信心,也肯定我的能力。在他的大方向指導下,我花了很多精神自己設計實驗,學習到如何獨立工作及寫作,這種啟發式的訓練對我往後的發展影響非常大。


我花了三年便取得MIT的博士學位,畢業前總共發表了20篇論文,都是關於以酵素進行有機合成的研究。我沒有花太多時間寫畢業論文,而是在畢業口試之前把已經發表的論文整理好交給口試委員,很輕鬆便通過了。因為他們認為有這麼多論文,當然有資格得到博士學位,口試只是形式而已。


得到博士學位之後我準備回到中研院,因為我是以留職留薪出國。不過懷特賽茲鼓勵我留下,他覺得我在美國會更有發展。但王光燦希望我回去,還為此去美國找懷特賽茲,兩人商談之後認為我應該留下。於是我就賣了台灣的房子、償還中研院的薪水,然後和懷特賽茲一起到哈佛大學,進行了一年的博士後研究,接著才開始申請大學的教職。我於1983年受聘到德州農工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兩年後,我獲頒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總統青年學者獎的化學類獎章,也因為這個獎,我得到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業界配合款的補助。在那不久前,我才獲得席艾勒學者生物醫學獎,在德州農工大學的初期就能夠得到兩個獎項,對我的學術生涯有莫大的幫助:我因此受邀在數家企業中擔任顧問,我的身分雖然是顧問,其實是在企業中學習,因而了解大企業的研發工作及資深顧問們如何提出問題及協助解決問題。1987年,我升為正教授。


到了1989年,我本要考慮史丹佛大學的聘請,到該校化學系任職。我先到舊金山看一下史丹佛大學的校區環境,回程中接到加州的斯克里普斯研究院(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TSRI)邀請我去演講的電話。演講後,院長勒納(Richer Lerner)當場就邀請我擔任剛要成立的化學系講座教授。我決定到TSRI可說是憑著直覺的,雖然TSRI沒有從事化學研究的經歷,但是在生物醫學領域相當知名,所以聽了勒納的想法後,我認為化學領域對生物醫學的發展很有潛力,就決定到TSRI,並協助成立化學博士班學程,開創化學生物學(Chemical Biology)領域。10年後,TSRI在這個領域被評為全美第一名。


我在美期間,從學生時代開始就對醣分子在生物體所扮演的角色有興趣,並在MIT期間與指導教授於1982年發表全世界第一篇以酵素法量產多醣分子的論文。在TSRI服務期間,是我在醣分子科學的研究最有成就也最受注目的時期,除了繼續發明以酵素大量合成各種不同醣分子的新方法,也開發第一個快速且可程式化的自動醣分子化學合成法(即「一鍋式合成法」),並先後在1992年及1999年刊登於《美國化學學會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我們不只可以用自動化一鍋法合成出多種癌細胞上的特殊醣分子抗原(例如Globo H,是一種含有六個單醣的寡醣,後來我們發現在15種癌細胞表面皆含有這種特殊的寡醣),也於1997年發表用酵素法合成出第一個複雜的均相化(homogeneous)醣蛋白分子。


因為這兩個有關醣分子合成的突破,開啟了我對醣分子在生物體的功能及其與疾病關係的研究,乃至於在醫學上的應用,例如癌症疫苗、均相化醣蛋白及抗生素的研發,我也因此獲得很多國際獎項,並獲選中研院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同時也曾兼任日本理化學研究所的職務,因此而遇到了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成為我返台服務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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