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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殷海光超過魯迅和胡適之處(紀念他去世50週年)

[轉載自:民報]

[轉載]於2019-09-25 06:09:09上傳[]

 




殷海光超過魯迅和胡適之處
——紀念殷先生去世50週年

作者:曹長青

今天(9月16日)是殷海光先生去世50週年,今年12月是他誕生100週年。一個著名知識分子的生和死是這樣的週年可能是偶然,但在中國過去百年歷史中,出現殷海光這種理念清晰、心靈強大、堅守自由主義價值、敢於批判國共兩黨的智者與勇士,絕非偶然,更是罕見。這起碼體現在如下10個方面:

第一,認清共產專制,對極權警覺超過魯迅。

在國共爭鬥的歷史大潮中,殷海光一直反共,直到去世都沒改變。這是他的大智慧!當年無數知識人被紅色思潮迷惑,相信共產主義而追隨中共。殷海光則很早就認清,共產黨代表專制,代表暴力,會把中國帶向災難。

早在西南聯大讀書時,他才20多歲,就旗幟鮮明地反共, 並一路奮筆疾書,後出版專著《中國共產黨之觀察》,指出中共本質是反民主、真獨裁;共產黨五大特徵:詭變性、獨佔性、堅執性、國際性、崇尚暴力。因為反共,所以他支持了國民政府,最後選擇跟國民政府一起去了台灣。

當時到底有多少中國知識人追隨共產黨,具體數字無法統計,但從1948年首批中研院院士去留名單可大致看出比例:全部81名院士有60人選擇留在中國大陸(佔74%),只有9名選擇去台灣(另12人去了美國)。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殷海光選擇去台灣,唾棄共產黨,是智慧 ,也是勇氣!在短短50年的生命中,他並沒有經歷共產社會,也沒遭受到共產黨的直接迫害,但他對共產黨的認識之清晰、之深惡痛絕,超過眾多深受共產磨難的文化人。殷海光是一個絕不接受極權專制的自由主義者,他當然跟直接宣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勢不兩立。中共把他列為「十大文化戰犯」,可見他反共的影響力。

所以說,在對共產黨本性的認知上,殷海光超過魯迅。魯迅曾一度加入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左聯。毛澤東的紅軍潰敗到陝北時,魯迅曾託人給毛送去金華火腿以示慰問。魯迅去世三年前,還想寫紅軍,他與紅軍將領陳賡在上海長談,當時陳賡畫的紅軍行動草圖魯迅一直保留。好在他最後沒寫,否則歌頌紅軍不僅是敗筆,更是恥辱。

当然,魯迅在西安事變之前就去世了;他如活到中共建政,看到毛澤東們的本相,也一定會反!毛說過,魯迅如活著,或是識時務住嘴,或是在獄中(被毛抓起來封嘴)。我在《魯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一文中對此有所分析(https://www.taiwanenews.com/doc/cao20150916.php )。相比之下,殷海光從一開始就認識到共產黨的獨裁本質,所以對中共從無幻想,到死都是嚴詞痛斥。好眼力,真智慧。

二,批判國民黨,特立獨行遠超胡適。

台海兩岸的知識分子,以及海外華人,多年是這種狀況(尤其是殷海光那個年代):追隨共產黨的自然反國民黨;擁護蔣介石的基本都反共。而殷海光是個異數,他在堅決反共的同時,也反蔣、批國民黨。

殷海光不到30歲就做到國民黨《中央日報》總主筆,可見被重用程度。但他在台灣更看出國民黨的獨裁本相,所以加入了傳播自由主義思想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寫出很多抨擊時政,痛斥國民黨的犀利文字。

殷海光的反國民黨不是出於情緒,而是從理論上認清了國民黨也是專制政黨的本性。他指出:共產黨是極權主義,國民黨是次級極權主義。只要是極權,都得要反、要批!他追求的是一個真正有自由的社會。

1958年殷海光執筆的《自由中國》社論疾呼:組織民主在野黨,對抗國民黨獨裁。在黨天下的台灣,他就敢發出如此嚴厲的批判之聲: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是他繼續獨裁的幌子,「藉著反共而做盡一切壞事」。「國民黨政權是建立於黨閥、軍閥、財閥、政閥這四大閥之上的」;「國共兩黨都信奉槍桿子裡出政權,都鄙視理性,崇尚權力。」60年後回首,都無法不令人敬佩殷海光當年洞悉蔣家王朝的智慧和高聲喊出真實的勇氣。

而胡適的情況則不同。在二十年代,胡適曾相當嚴厲批評國民黨,寫出《人權與約法》等文章。當時他受到國民黨報紙的圍攻,他的中國公學校長也被取消。1932年底,胡適與蔣介石第一次見面,5天之內見了3次並共進晚餐,由此確定了他一生支持蔣和國民黨的立場。尤其在台灣期間,國民黨施行白色恐怖統治,胡適想爭取點民主,但被蔣介石一吆喝就縮回去,例如雷震事件。而在吳國楨事件上,胡適甚至幫蔣政權圓謊。這與殷海光的堅持道義,至死痛批國民黨專制相比,實在距離懸殊。

殷海光去世前5個月,用盡生命最後的力氣完成了英文著作《剖析國民黨》,向專制政權投擲了他最後的砲彈!他的結論是:「國民黨可惡,共產黨可怕」。在那個年代,對國共兩個列寧主義政黨都如此堅定「反」的中國知識分子,恐怕無人能跟殷海光相比。

三,蔑視御用文人,單挑迎戰。

中國文人傳統向來缺乏既問世、又獨立的特質。要麼做所謂竹林七賢,躲到深山不問政事玩清高;更多是通過科舉當上權力者的謀士;再有一大特點,就是善於拉幫結夥,靠群體壯膽;即胡適所說的,不以理服人,而以勢壓人;尤其是得到當權者支持的「勢」。在這種政治體制和文化氛圍中,出現心靈強大的特立獨行者,是極為困難的。

殷海光反共又批蔣,可想而知台海兩岸御用文人的反應。他們蜂擁而上,爭相攻擊殷海光來取悅龍顏。但殷海光既沒妥協,更不後退,而是左右開弓,痛批國、共兩邊的文人。在中國大陸時,他就曾批過上海救國會的所謂君子們(實為中共外圍),也痛斥過跑到延安諂媚毛澤東的美國記者斯諾,更警告民盟們將被共產黨卸磨殺驢(羅隆基、章伯鈞們的下場早被他說中)。

在台灣,面對國民黨文人的圍剿,殷海光揮筆反擊:「國民黨是由一班職業黨棍組成的,這些人絕大部份屬於老朽昏庸。」這些文人黨棍「離開了黨的窩子,只有成為廢料」。

殷海光罵得真是過癮!要知道,那是在報上一片國民黨文人的叫罵圍剿下,他的孤軍奮戰。對於這種孤獨,他曾悲憤地說,歷史上「趙高指鹿為馬不過偶一為之,但今日我們在台灣所碰到的,是一群有組織的『趙高』。顛倒黑白,罔顧是非。」

在我的閱讀中,在那個時代,只看到兩個知識分子,面對酸腐醜陋文人們的群起圍攻而絕不後退的,一個是魯迅,一個是殷海光。他倆都是一個人單挑,用一排文字子彈回擊,即使戰鬥到遍體鱗傷,也仍然站立!

魯迅去世前誓言,對那些酸腐的文人們,他一個都不寬恕。殷海光則說,那些御用寫手們是「蚍蜉」;是人格最低的趙高,他完全蔑視。在這一點上,殷海光更像魯迅。中國有過這樣兩個心靈強大的思想者,留下這樣蕩氣迴腸、威武不能屈的精神遺產,實在是歷史上迅即之光!

四,居高臨下蔑視獨裁者。

中華文化下的社會有「文人難過領袖關」的特色。被權力者摸頭,靈魂就跪下了。在國共兩黨統治下,這更是常見現象。而殷海光又是個「異數」:經徐復觀引薦,蔣介石召見了殷海光。一般人得到這種「恩寵」會感到受寵若驚,但殷海光卻是另一種反應。

他在給未婚妻的信中描述,等待領袖召見的前廳已有省長、部長、集團軍司令等大員,「都是半個屁股坐在沙發上,正襟危坐,畢恭畢敬。一副奴才相。卑躬折節。」「我不曾像他們那樣,我是一個大丈夫。我很自然地昂然出入,全無懼色。」蔣召見時,他們談的不愉快,因殷海光沒像其他人那樣誠惶誠恐、俯首帖耳,而是以平等之姿與蔣談話。

蔣介石跟殷海光提起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然後滔滔不絕。殷海光是教哲學的,這是他的專業。他馬上聽出,蔣介石談王陽明可用四字概括「不知所云」;「那他為什麼要如此不藏拙呢?這就是人的權力沖昏了頭,強不知以為知,就是裝模作樣。」

後來徐復觀說,蔣再沒提過殷海光。可能印象不好。殷給未婚妻的信則說,他沒有在最高權力者面前屈膝折節,不僅厭惡蔣的不懂裝懂,而且「我懊悔啊!我不該去的,以後逢人問起這件事,我就絕口不提。」

被最高領袖召見,是升遷和重用的機會。殷海光不趨炎、不附勢,反而看透權力者,在日記中痛批。這在被毛澤東、蔣介石兩大獨裁者召見過的文人中,能找到第二個嗎?我沒聽說過。

在中國文人中,渴望被最高領袖召見的,可能像蝗蟲那麼多。毫不自尊、主動獻媚的更大有人在。僅舉一例:那個被魯迅痛斥過的酸腐文人林語堂(他在美國發表英文,大罵中國傳統文化;回到中國寫中文,卻高歌中國文明),曾致信蔣夫人宋美齡「求委員長」給他題字「文章報國」,說「有了這四個字,我死而無憾。這也是我畢生最大的榮幸,無論我身在何處,這四個字都將高懸在我家裡。」把林語堂和殷海光對「最高領袖」的態度放在一起,高低立判。殷海光可謂海光萬丈,林語堂則是魚塘之底。

殷海光實在是頭腦清晰、目光犀利;只跟蔣介石見過一面,談過一次話,就看出蔣的裝模作樣、不懂裝懂、被權力沖昏頭腦。而與蔣總裁有過多次交往、談話的胡適怎麼看不出來?還是看出來了,卻屈服權勢?

在西南聯大做學生的時代,殷海光就最喜歡李白。大概是與那種「天子呼來不上船」的尊嚴、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風骨氣節有共鳴,才有「兩岸國共罵不住,海光已過萬重山」的豪邁境地!

五,為說真話的吳國楨主持正義。

1954年的吳國楨事件,不僅導致國民黨內部紛爭,也引起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分歧,尤其是在殷海光與胡適之間。這場分歧更展示出:殷海光的思想深度和人格力量都超過胡適。

吳國楨曾任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後因跟太子蔣經國不合而辭職去了美國,而且一直住到死。吳在美國英文《Look》雜誌發文「在台灣你們的錢被用來建立一個警察國家」,說你們美國人「每年提供福爾摩沙預算4億美元中,有3億被唬弄的用在了建立極權國家上」;並直指蔣經國是特務頭子,蔣介石要傳位給兒子。蔣政府組織反擊,請當時在美國的胡適撰文反駁,胡適照辦了。

殷海光讀到吳國楨文章的反應則欣賞到「如喝泉水一般」。所以他對胡適撰文反駁相當不滿。胡適文章標題是「福爾摩沙有多自由?」強調在蔣介石統治下,台灣的自由在擴大,並直接歌頌太子蔣經國「很勤勉、誠實、禮貌、愛國和堅決反共」;甚至信誓旦旦說,蔣經國絕不會成為接班人。

殷海光批評胡適的做法是「書生誤天下」。因胡適對台灣情況很了解,在吳國楨抵美後,胡還與吳深談8小時,其中吳國楨說他離台時估計,蔣經國的秘密警察已逮捕1萬人,胡適則說現已超過10萬人。吳感吃驚。胡適說,蔣經國曾給他看過一份秘密警察機構運作報告,下轄7分支;而吳只知道4個。這說明胡適對蔣家的特務統治很知情,但他卻能在隨後出面批吳,且是在蔣政府要求下做的。

不少評論者推斷,這可能與蔣對胡的金援有關。胡適在美期間得到蔣介石9次撥款(每次5千美金)。在胡適撰文反駁吳國楨那一年最多,有4筆(每次5千)。1944年蔣饋贈胡適6000美元;胡適太太從泰國赴美時蔣給了1500美元。據蒋廷黻日記,蔣還給胡適一張11000美元支票。僅這幾項加起來就有63500元。胡適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圖書館長的年薪是5200(胡適說繳稅後到手4500)。如此來算,胡適在美國期間,蔣介石給他的資助,相當他在普大做圖書館長14年的(稅後)收入。這還是從解禁的國民黨文件偶然發現的。是否還有其它沒記載的呢?不得而知。胡適的18卷本日记(後出版),對蔣的金援之事一字未提,顯然有忌諱。

當然,對胡適這麼著名的知識分子,又是前駐美大使,他被派去美國,理應有一份來自民國政府的公開的正當收入,而不是蔣介石這種個人的「紅包」形式。這種形式就等於要刻意「罩住」胡適的言行。國民黨最善於搞「紅包」這種惡行(而不是正規發薪);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台灣。

胡適解釋他反駁吳國楨的理由是:內外有別,在美國等外國面前,不能批蔣和國民黨,否則中華民國失去美國支持,會丟掉聯合國的席位,讓中共得利。他強調「國家」的重要。而殷海光在這點上與胡適有重大分歧。殷海光認為,「國家」這個概念是錯的!country應稱為「國」。把「國」與「家」連到一起,蔣介石就把國變成他的家,建立家天下(蔣家王朝)。

殷海光反駁胡適說:「吳國楨批評的是『蔣』家,哪裡是我們的『國』家;是國民黨政府,哪裡是『我們的政府』 」。殷海光的眼光犀利到這種程度:「今日的台灣,在表面上是一個『國』,在實際上早已成為一人一家一黨的殖民地。」

在那個年代,殷海光不僅把國民黨專制、蔣介石專權、蔣家父子的家天下看到如此透徹,更大膽公開說出來!真是壯哉殷海光!

在這場關於「國家」的概念與價值分歧上,殷海光是對的,胡適錯了!而這個對、錯的背後,是兩人思想基礎的不同——

自早年在美國留學起,到二戰期間任駐美大使,到後來以半公半私身份滯留美國,前後加起來,胡適在美國住了26年7個月。但在這四分之一多世紀中,從開始就懂英文、且沒有經濟和身份困境的胡適,卻根本沒有深入研究美國歷史及其建國之父的理念,更不清楚西方的左右派之爭。曾對胡適做了採訪錄、在紐約哥大東亞圖書館做過事的唐德剛說,當年胡適到圖書館都是看中文報刊書籍。我本人在台北參觀胡適故居時頗為吃驚地看到,他的書架上主要是中文書,英文只有Will Durant 眾多關於西方哲學史著作中的一、二本,其它基本都是外國人寫的關於中國的書。可見這位全中國最著名的高聲呼喊「全盤西化」者,對西方到底有什麼價值、應該把哪些引進中國並沒有真正的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完全沒有作品)。胡適晚年專研老古董《水經註》等,是自然回歸(降落到原點)。

而只是短暫在美國住過一年的殷海光(哈佛訪問學者),卻研究了自由經濟派大師海耶克的思想,並翻譯了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還評介過海耶克的經典《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殷海光對《自由憲章》的評介很到位:海耶克信奉老輝格黨(old Whig),它不是傑弗遜的過激主義(指傾向法國大革命),也不是漢密爾頓的保守主義(指當時傾向更多政府權力),而是麥迪遜的(指古典自由主義)。殷海光贊同海耶克所說的,這是美國政治制度之所本。這個「所本」,就是以人為本,個人主義。他的這個認知不僅準確,更是難得。但在台灣即使到今天都沒引起知識界的足夠關注和探討。我認為這也是台灣民主之路艱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台北的殷海光故居(溫州街18巷16弄),一進門就會看到殷先生大照片下他評介《自由憲章》的話:「自由的伦理基础有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殷海光左右開弓,批國共兩黨,其根本就因為他明白並看重了「以人為本」這個建立西方民主國家的重要基石。

所以,就吳國楨的爭議,胡適站在了蔣介石的黨國一邊,而殷海光站在了真正自由主義一邊。這個分歧除了他倆的性格、經歷、為人等一系列不同之外,思想理論根基上的差異更是關鍵。

六,為逮捕入獄的雷震大聲疾呼。

在吳國楨事件發生6年後的1960年,《自由中國》被停刊,主編雷震被抓。在這個事件上,殷海光和胡適的不同再次凸顯出來。

雷震等被抓後,在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情況下,殷海光卻勇敢地與《自由中國》另兩位編委夏道平、宋文明發表聯合聲明(殷執筆),聲援雷震。隨後他更不顧個人安危又連續寫了三篇文章,譴責國民黨抓人。同時,他與胡適的矛盾繼續擴大,因胡適對雷震案的態度令他無法接受。

胡適是《自由中國》的發行人和創辦人之一,曾讚美雷震「是真正爭取言論自由的英雄,好漢,鬥士」,甚至多次說過要給雷震樹銅像(人活著就立銅像,很罕見)。但雷震被捕後,胡適既沒參與聯名聲援,也沒寫一篇文章譴責國民黨。這與殷海光的仗義勇為形成鮮明對比。

當然,胡適有去求見蔣介石為雷震說情。但蔣只用一句話(在雷震與政府之間你聽信誰?實際就是「你選擇哪邊」)就使胡適不再吭聲。後來胡適的表現,等於選擇了站在蔣一邊。雷震坐監10年的前兩年,胡適都健在,但他一次都沒去探望,明顯是怕得罪蔣。

對於自己為什麼不顧安危聲援雷震,甚至不惜與胡適鬧翻,殷海光後來給朋友信中說:「我之所以如此,就為了這一點理想,同時也為後世證明,中國知識分子不都像胡適等人那樣在心靈上死光了。」
雷震事件後,殷海光對胡適非常失望,評價很低,甚至說胡適是國民黨當局粉飾民主的提款機,「被當局當作一筆存款,存在『自由銀行』,榨取無窮的利息。」

殷海光那時候就對胡適「蓋棺定論」:「早年的胡適可打80分,中年的胡適可得60分,晚年的胡適只有40分。」

七,容忍與自由:糾正胡適

殷海光與胡適的另一場論戰,是因為胡適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刻意強調「寬容」。現在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用這句話來批評魯迅,說他走極端。如果他們知道殷海光的這段歷史,大概也會指責殷先生是極端派。

我在《魯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一文中指出,胡適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邏輯不通、價值混亂、理論錯誤。「自由的價值高於一切!古往今來,人類付出最慘重代價爭取的,就是自由!所謂『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完全是一句拿蘋果跟鎯頭相比的不倫不類、故作高深,是把人的頭腦漿糊化的典型例句!」

面對蔣介石的獨裁,恰恰應該強調不寬容、不容忍,要抗爭!美國獨立宣言說,人民有起來革命推翻暴政的權利;甚至說推翻暴政不僅是權利,更是義務。權利可放棄,義務不能!獨立宣言全文強調爭自由,無一字說要「容忍」。

胡適提出「容忍比自由要更重要」,當時主要是勸說《自由中國》的殷海光們要對蔣介石「寬容」,不要硬來(批蔣)。這引來殷海光的激烈反駁:中國「自古至今,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胡)適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話,還得多多的向這類人士說法。」所謂「這類人士」就是指當權的蔣介石們。

胡適受不了,撰文反駁,說拿筆桿子的窮書生也屬於「有權勢」,因为筆頭文字也是力量,所以要謹慎使用;甚至明說,對權力者(其實就是指蔣介石)說話要講究技巧,不要直接批評,要「巧言令色」,「就是說的話令人聽得進去」。

倔強的殷海光毫不退縮,他批評胡適「把『有影響』同『有權勢』混為一談。這一關鍵一錯,底下跟著全錯。」

毫無疑問,在這個到底應該對誰寬容的問題上,胡適是太過明顯的無理辯三分。知識人寫文章,產生的只是輿論影響力;它跟統治者的權力根本是兩回事。文人的影響力只能在一定範圍內起到監督當權者的作用,而這種作用在獨裁國家是相當相當有限的。而統治者卻可用「大權」(用並不合法的行政權力)輕者打掉你的飯碗(像殷海光被拿掉教職完全失業),重者抓起來判刑(像對雷震關10年),甚至殺頭(蔣介石就可以如此司法批示:刑期不可低於十年;槍斃也可)。對文化人與權力者,哪怕是同等地要求「容忍」都已經是錯誤的;而胡適則是要求《自由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對蔣介石寬容,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錯上加錯!

當今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又祭出胡適這句話,要求對那個比國民黨更殘暴的共產黨政權「容忍」。這不僅是軟弱者的自賤,更是對勇敢反抗者的詆毀。

胡適這句話的更嚴重錯誤,則涉及他的人品。胡適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時說,這是美國康奈爾大學伯爾教授(George L. Burr)對他說的,他覺得非常重要,一直銘記。事實上,伯爾教授從沒說過這句話;胡適是篡改了對方的話,拉大旗做虎皮為自己背書。

2017年10月,在台灣有一本重要著作出版:《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作者是有史學訓練背景的前台灣《當代》雜誌主編、政論家金恆煒先生。在這本30萬字專著中,作者梳理了胡適、殷海光與蔣介石的關係,是迄今關於這個議題非常重要的研究。我上面引用的一些資料來自這本專著,因它是學術著作,引文均有出處。其中最重要的史料,是挖出了胡適日記中記載的伯爾教授原話是「容忍比反叛更重要」。胡適還特意用英文記下那兩個關鍵詞(tolerance比rebellion更重要)。伯爾去世時,胡適給他的美國女友韋蓮司寫信回憶當年與伯爾教授談話,還特意提到:His last words were that tolerance was more important though less spectacular than rebellion.(伯爾最後的話是:寬容比反叛更重要,儘管寬容沒有反叛那麼眩人耳目。)(金恆煒:《面對獨裁》,允晨出版,第562頁)

除上述這個關鍵詞彙「反叛rebellion」被胡適改成了「自由」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講這句話的背景,胡適從來沒有解釋過。伯爾教授提到「容忍比反叛更重要」,是談論宗教問題。伯爾是康奈爾大學創校校長Andrew White的得意門生(曾做校長秘書),並協助校長寫一本強調神學不要干預科學的書,主張基督教對科學應該「寬容」,不要用戰爭(原文warfare)圍剿異見。伯爾後來被列入美國的「無神論」學者之列。

芝加哥大學1947年出版的Henry Guerlac的《伯爾傳記》,也強調了伯爾關於宗教應該寬容科學的觀點。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宗教文化系Matthew Gabriele教授2017年6月6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的論述伊斯蘭的文章還提到伯爾,指伯爾當年譴責十字軍東征等觀點有誤。所以,圍繞伯爾,基本都是就宗教議題、神學與科學的爭論。

胡適如果表明,美國教授伯爾在談宗教問題時有「容忍比反叛更重要」一說,我把它引入政治領域,延伸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則是誠實的。而改變了原話又塞在別人口裡,則是不道德的。這裡胡適既不是不懂得rebellion這個詞不是「自由」的意思,也不太可能是記憶錯誤;因他很看重這個提法,也寫入日記。如記憶模糊,看看自己的日記就清楚;還有他給女友的通信也寫得明明白白。所以,在這件事上,胡適是不誠實的;甚至可能有意撒謊,借外國人的口,給自己向專制妥協的說法一個理論根據。

在反駁吳國楨時,胡適就明明知道蔣介石專制、蔣經國是特務頭子(還給他看過秘密警察的運作報告)、台灣的政治犯超過10萬人等,但他還是選擇站在了蔣家一邊。這不僅是站在了強權一邊,而且是清楚地站在了虛假一邊,用虛假反駁了吳國楨的真實。這就是道德問題了。

從吳國楨和雷震事件上,可看出胡適的妥協、算計和圓滑,甚至幫助獨裁者圓謊。而在「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這句話上,則是曲解、篡改,如果不用撒謊這麼難聽的詞彙的話。兩項比較,更可看出殷海光的真誠、獨立和堅持真理的倔強。在這幾個重要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殷海光的水準遠超胡適。

順便說一句,前幾年我寫《魯迅是打不倒的巨人》時,金恆煒先生的專著還沒有問世,也沒有看到關於這方面的其它史料,所以在那篇文章中,對胡適的評價有些過高;尤其讚美胡適「不會把個人功利放在高於原則理念的位置上」,則是大錯。在此檢討並向讀者致歉。

八,《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精神導師

在殷海光的年代,台灣的外省人與本地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之間,有很大隔閡,幾乎是互不交叉。外省知識分子,即使被視為最開放的《自由中國》的編輯們,也對台灣人有戒備、甚至排斥之心。

例如:1,《自由中國》編委、社評人,清一色是外省知識分子。2,他們仍以「外省菁英」的角度論述。3,他們幾乎都對台灣人有戒備,甚至有怨言。例如雷震都曾抱怨說:「台灣人的心目中,總覺得大陸人都是統治階層……因而常有忿忿不平之念。」胡適對自由派要組黨警告說:「切不可使你們的黨變成台灣人的黨。」《自由中國》編委戴杜衡更坦白:「把台灣人搞起來,大陸人將來是要受其欺壓的。」意思是,如果台灣人(佔人口80%以上)掌權,他們這些跟隨老蔣來台的外省人會被報復清算。

1964年,台大教授彭明敏與他兩名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發表了《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提出兩岸關係是「一中一台」,要拒絕共產黨,推翻國民黨,走第三條道路——自救的道路。目標是: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這個自救宣言被視為台灣人的《獨立宣言》。

宣言由彭謝魏三人籌劃,謝聰敏起草。初稿5萬字,在彭明敏指導下縮減為7千字,並刪掉論文式註釋。宣言在印製時被發現,三人被捕,成為島內重大事件;也因彭明敏舉足輕重的學術地位和國際聲譽,該事件被國際媒體報導和重視。

被關押時,謝聰敏和魏廷朝都遭到刑求,魏的門牙被打落,謝留下終身後遺症。當局逼問誰是《宣言》的真正執筆者?魏廷朝回憶錄說,國民黨當局認為台灣人寫不出這樣深度見解的文章,咬定是外省知識分子寫的,主要懷疑殷海光。因宣言筆調,尤其是批判蔣介石反攻大陸是謊言等內容,都與殷海光過去的文章相像。

就殷海光跟台灣人、台獨和《自救宣言》的關係,去年(2018)在新北市的一個飯局上,我曾直接請教謝聰敏。他親口向我和當時在座的一桌朋友證實:宣言確實是他起草的,但思想來源是殷海光。他說當年殷老師非常支持台灣人,甚至說,如果你們台灣人起義推翻了國民黨,即使傷害到他(因他是外省人),他也情願受害!

謝聰敏曾信奉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很多早期台獨人士都左傾),但他在台大上了殷海光的課,後多次到殷家直接聆聽殷海光的教誨,尤其是讀了殷海光推薦的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該書主要批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後,他信奉了自由主義。謝聰敏在飯桌上說,他最佩服的是殷海光!

謝聰敏回憶說,在宣言起草過程中,他多次到殷家,把主要觀點都告訴過殷海光;殷教授不僅沒反對,還把他的觀點強化了。但當時殷海光不知道他們要發表這個宣言。

這個宣言經魏廷朝修改而通俗大眾化,例如加進「毛澤東斷了我們的祖宗,蔣介石絕了我們的子孫」等軍中怨言,使之更為生動。魏廷朝回憶錄記載:「我敢幫謝聰敏修改《自救宣言》,受殷海光影響很大」;「彭教授在後面加了二、三百字則是『畫龍點睛』,很有煽動性。」

彭明敏教授指導修改宣言時強調,要以民主、自由、反共為原則。所以這個宣言強調本地人和外省人聯手,致力結束專制,目標是在台灣「使人類的尊嚴和個人的自由具有實質意義」。在這個思路上,殷海光與彭明敏是站在同一個立場:不強調省籍,不強調DNA 和血緣,而是注重反專制、要自由、要人民選擇權。

這個思路今天仍具重要意義:台海兩岸的根本分歧不是藍綠統獨,而是民主與專制。在有了真正的自由(沒有外部共軍威脅,沒有內部勾結中共的勢力)時,台灣人民會做出自己智慧的選擇。

概括來看,這個被視為《獨立宣言》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其思想與文字其實來自4個人:「獨」是彭明敏,「立」是殷海光,「宣」是魏廷朝,「言」是謝聰敏。

殷海光親近台灣人,甚至與台獨人士接觸、給予道義支持,這點除了謝聰敏之外,還有其他重要當事人證實。在過去近二十年裡,我曾多次去台灣,幾乎每次都會去拜訪彭明敏先生。當然也多次請教他對殷海光的了解和認知(並做了錄音錄影的採訪)。

彭明敏在台大任教時(是該校最年輕教授和政治系主任),他的住處跟殷海光同在溫州街(不同巷子),殷海光去台大經過彭教授的家。彭先生說,殷海光多次往他家的信箱塞小紙片,有時是英文,有時是中文。「我記得很清楚,他說用任何手段都可以,非打倒國民黨不可!他是非常激進的。他非常信任我,好像在煽動我一樣。」彭先生說,他常去看殷先生,「有一句話,他一直在講:國民黨對台灣人最大的害處,就是把台灣人的風氣、純真和樸實全部打壞了。我每一次看到他,他都這樣講。」

彭先生說這番話的時候,另一台獨前輩、民進黨政府的吳澧培資政也補充說,當年朋友曾帶他到殷海光家,「他(殷海光)第一句話就講,將來的台灣是台灣人的,你們要做準備。」

所以說,在對台灣和台獨問題上,殷海光又是一個「異數」,可謂《自救宣言》的精神導師。

在上述金恆煒先生的《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這本專著裡,對殷海光與《自救宣言》的思想連結有更為詳細的專章論述,因為金先生也曾就此專訪過彭明敏、吳澧培、謝聰敏等當事人。金先生獨具慧眼,挖出這些珍貴史料,並加以提升概括,具有開創性的價值。

我曾問過彭明敏和吳澧培兩位,如果殷海光活到今天,會不會支持台灣獨立?他們都說:會!金恆煒先生也這樣認為。他們這種共同的認知,基於殷海光對自由主義理念的追求、對台灣人族群的尊重、對人民選擇權利的認同、對國共兩黨的痛恨!

在殷海光已去世半個世紀的今天,台海兩岸仍有眾多知識分子,站在國共兩黨立場,假借為國家和中華民族之名,要剝奪台灣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利。在成群結夥的侏儒們(殷海光蔑視地稱之「蚍蜉」)面前,更凸顯殷先生的偉岸高大。

但這個高大的背後,其巨大的犧牲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跟胡適相比,做殷海光的艱難不僅在生前,哪怕死後都明擺在眼前:

在台灣,我曾參觀過當年由中研院出資建造、後作為國家古蹟保護的胡適故居,更是幾度拜訪過殷海光故居。除了自己想感受殷海光先生的精神,當然也期待今天的台灣能更受殷先生思想的影響,所以我也曾帶《政經看民視》攝製組的一群年輕人(主持人彭文正教授也參加了)去參觀,寄望他們能繼承殷海光說真話的精神。卻想不到這個既痛斥國共兩黨、也批評民進黨、全台灣最敢講真話的政論節目,居然在民主台灣,在21世紀的今天,在當局背後黑手下被關閉了!主持人彭文正像殷海光一樣,也因說真話而失業!這個事件遲早會有追究,但我在本文想重申的是我曾在《政經》節目裡一再呼籲過的殷海光故居問題——

作為台大宿舍房產的殷海光故居,台灣政府不管不問,一直是由殷海光的學生陳宏正等人集資維持,而且每年都要與台大簽延續合同。殷海光很幸運,有陳宏正這樣一個學生,不僅維持故居,而且在長達40年裡援助殷的遺孀夏君璐,直到她去世。他還幫助出版了《殷海光全集》(21卷)。但今年已77歲的陳宏正先生說:我老了,身體也不好,殷海光故居將來怎麼辦呢?

彭明敏教授想找一些知識分子聯名,呼籲民進黨政府把它變成「古蹟」保留。可是台灣當局能聽進彭先生的話嗎?兩年前,國民黨將領俞大維的(與殷海光故居同在溫州街)、當年只是臨時借住過的房子都被列為「文化資產」成為「國定古蹟」,由政府出資保管。而像殷海光這樣的偉大人格者,為自由事業做出重大貢獻者,他的故居卻要朋友們出資艱難維持。僅從這件事就可看出台灣民主轉型之路的艱難。

九,性格決定命運:近魯迅,遠胡適。

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殷海光就是典型一例。他的性格跟很多中國文化人不同:孤傲、喜歡獨處、思考寫作。有回憶文章說,對有的來客,他只是靠在門口應付幾句;被請進屋的,如果話不投機,他就看表,以示送客;再不走,就告訴對方自己有事,毫不遷就。殷海光不抱群,不拉團夥,不靠人多壯膽,在這一點上他更像魯迅。

魯迅不善应酬,也惰於書信,只有很少幾個知心好友,走的是一條孤獨的作家路。我以前寫過:魯迅從來就是一個人,沒有組織,沒有團夥,更沒有政府(被毛捧是他死後多年的事),連個教育部小職員的位置都不保。他是一個真正靠自己的文字站立的巨人,一個過去百年來中國文壇最高大的個人主義者。而殷海光在性格和做派上,你看到的是第二個魯迅,孤膽英雄!

胡適在這一點上則相反:他更善交往,喜高朋滿座。在美國留學期間,僅在1916這一年,他就寄出1040封信(收到1210封)。我原來懷疑這個數字,一年才365天,寫出1千多封信,還幹不幹別的了?怎麼有時間上課、讀書?後來查到這是胡適自己統計的。據胡適研究專家耿雲志的統計,從1911到1961年這51年間,胡適寫的信多達4.3萬封!這個數量真嚇死人,得多少時間精力?而且當年從美國到中國的郵票也是一筆費用。胡適真是「闊」呀。

從美國回台灣做中研院長,正合胡適胃口,不僅有政府官位和資金,更有眾多文人騷客的簇擁。旅美史學家何炳棣短期回台曾住過院長官邸,與胡適朝夕共度一周,他觀察到,胡適醒著的時間,三分之二用在會客上面。他當面問胡適,胡回答「大概不太遠,大概是這樣」。殷海光的學生、在美國執教的林毓生教授感嘆,一個人用了三分之二醒著的時間到處去會客,還怎麼成為大思想家呢?

但胡適喜歡這個,他很看重在群體中得到風光。美國本來已有大學聘他做教授(他的摯友趙元任夫婦極力勸他留下任教),但胡適執意回台。他給趙夫婦的信說得很坦白,他回到台灣,在那裡會更被看重,這句他是用英文寫的:take me more seriously。

都說胡適愛惜羽毛,也看重頭銜和地位,這其實是虛榮的表現。他擔任駐美大使期間就拿到27個榮譽博士(全部35個),而不做大使之後,找個教職都不易,可見那些博士真的只是「榮譽」而已。一個真正有學問、有思想的人,不會允許自己把那麼多生命耗費在寫信和會客應酬上。相比之下,殷海光是一個更實在、更為了追求理念而想研究一點學問的人,一個離群索居,在暗夜中死守真理之光的人。

十,貧病交加,至死不渝。

這種「死守」是孤獨的、悲壯的,要有強大心靈才能撐得住。殷海光夫人說,當時「特務守在我們家大門外,歲歲過著恐懼擔憂的日子。」殷海光寫道,我們這些渴望自由的人,「毫無掩蔽地暴露在一個沒有約束的權力之下」。國民黨是「天無二日,地無二黨」。

即使他還在台大教課時,就已感到逼近的黑手。他的學生趙天儀回憶:殷老師從校園回宿舍,「路上不停左右顧盼、走得飛快」。問為什麼?殷教授說「只要不注意,就有車子會趁機撞過來,撞死人後,連兇手是誰都找不到。」

台灣學者韋政通回憶說,當時「多年的老友不敢探望他,有的甚至當面都不肯相認……」。

在去世前三年,殷海光給林毓生夫婦寫信說:「我在這個島上是島中之島。……在這樣的氛圍裡,懷抱自己想法的人陷於孤獨;生存在這樣的社群裡,如果一個人尚有大腦,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國民黨曾派人來談判,只要他妥協,不再批蔣領袖,稍微低一下頭,就可安排他到政府研究機構,有一份薪水。當時殷海光患胃癌,沒收入,可謂貧病交加。但他不做一絲妥協,一口回絕。殷海光夫人說,她先生幾乎每天晚飯時都罵蔣介石,給家裡的狗起名「領袖」。

在去世前一週,殷海光還在修改他翻譯的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 ,並寫下這樣的文字:

「現在,我像冰山上一支微細的蠟燭。這支蠟燭在蒙古風裡搖曳明滅。我只希望這支蠟燭在尚未被蒙古風吹滅以前,有許多支蠟燭接著點燃。這許多支蠟燭比我更大更亮,他們的自由之光終於照過東方的大地。」

知道身體挺不住了,他說「對於死這件事,我老早就想透了,看淡了,我的潛意識裡都沒有一點兒恐懼感。只是我死得不甘心,我的思想剛剛成熟,就在跑道的起點上倒下來,對於青年,我的責任未了,對於苦難的中國,我沒有交待!」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還想著青年(那是未來);想著「苦難的中國」。那時正是文革第三年,整個中國被紅潮淹沒。殷海光的「我沒有交代」,是說沒推翻中共暴政,沒結束蔣家王朝,苦難的中國還沒有自由!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他怎麼能甘心呢。在堅定反共、對中國的情懷與責任這一點上,他又與胡適走到了一起。

結論:

在當年那個大時代,華人世界這三個重要的知識分子:魯迅,胡適,殷海光,不僅影響當時,也會流傳後代。如果簡單比較三人:

1,在對共產黨邪惡的清楚認知和反共上,殷海光遠遠超過魯迅。

2,在對國民黨蔣介石專制的勇敢反抗和批判上,殷海光遠遠超過胡適。

3,在國家主義和個人主義之間的價值選擇上,殷海光超過那整整一代中國文化人。

4,在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上,他孤傲,心靈強大,不走團伙路線,不靠群體壯膽,他更像魯迅。

5,在對共產黨畢生痛批和堅定上,他更接近胡適。

這樣的殷海光,在那個時代,是獨一無二的!

殷海光先生長眠在台北南港深坑的《自由墓園》。那裡還安息著雷震、傅正等《自由中國》的同人。站在這些為爭自由而付出重大犧牲的前輩墓前,無法不感慨萬千:

與國共對抗,實質是與專制對抗;是文明與野蠻的對抗。殷海光從一開始就站在文明一邊,站在個人權利一邊,他要做一個自由人!作為肉體的他,只存在了50年,但作為一種精神與人格力量,他是永存的。他不是蠟燭,而是一束永恆的光,不僅照耀著台灣,也輻射到整個中國,就像他臨走時感嘆的:對災難的中國,我要有個交代。

我這篇短文就是想告訴殷海光先生,我們後人聽到了,記住了!無論是多麼艱難的羊腸小道,總會有人,越來越多的人,一直沿著這束光芒,向前行……

2019年9月16日於美國

——原載台灣《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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