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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聖戰:陳定信打完了美好的一仗-我們緬懷追思系列

:黃怡 /

[ 台灣海外網 ]於2020-09-18 23:09:09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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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聖戰:陳定信打完了美好的一仗

6月24日,陳定信醫師走了,享年76歲(1943~2020),和他的77大壽僅數日之遙。 

他生前的兩本傳記:《肝炎鬥士陳定信》(莊展鵬,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1999)以及《堅定信念:肝病世界權威陳定信的人生志業》(藍麗娟,天下雜誌,2013),曾不約而同,在做全書結語時,提到他想要健健康康的活到100歲以後。 

《肝炎鬥士陳定信》說,當時56歲的陳醫師戒了30年的菸癮,並且抽時間跑步、游泳:  「陳教授,你運動得很勤快啊。」有人很好奇的問。  「當然囉,」他總是開玩笑回答說:「因為我想要活到100歲啊!」  他相信50年後,台灣的肝炎、肝硬化和肝癌會減少90%以上。這是他花一生心血最最期待的成果。

  14年後《堅定信念:肝病世界權威陳定信的人生志業》出版,70歲的陳醫師仍然持續活命百年的夢想:  因為2044年時,首批於1984年接受B型肝炎育防接種的新生兒就會是60歲,這代表第一批受惠的台灣人真正免於肝硬化、肝細胞癌之苦,肝病也不再是台灣的國病。 

陳定信肝病研究的重要承繼者、中央研究院院士陳培哲說過,陳醫師有他的精神與做法,認為是對的事情,就會想方設法完成,「他做成功的事情很多,但失敗的也很多。有時即使知道會失敗,他還是會做下去。」 

然而,沒有活到100歲,並不是陳定信的「失敗」。做為一個內科醫師,他當過台大醫學院的院長;做為一個臨床醫學研究者,他承先啟後,沒有辜負宋瑞樓醫師苦心栽培他的厚望,對於慢性肝炎自然史及其機制的研究,使台大團隊在世界肝臟學界成為響亮招牌;做為一個公共衛生的推動者,他領導B型肝炎疫苗全面性接種政策的擬定與執行,導致台灣死於肝癌的病患數以萬計的減少。 

陳定信醫師的確可以毫不愧疚的說:「這場美好的戰役,我打過了。」  他去世後,陳培哲面對媒體發抒感言:「陳定信對台灣醫學的貢獻,一本書都談不盡,仰望著這樣的典範,台灣的醫學界將會繼續努力做下去。」

堅定:來自爸爸、媽媽的優良身教  讀起來,《肝炎鬥士陳定信》只是一本清清淡淡的、為中小學生介紹陳定信終生成就的書,然而因為作者莊展鵬的堅持,使該書不是流水帳式的報導,而是明明白白的,介紹一位志氣高揚的醫者如何將科學研究用於造福人群。 

《肝炎鬥士陳定信》首先介紹陳定信早逝的父親,他以言教與身教,讓陳定信懾服於發掘真相、解決問題的美好努力。這樣的動力,驅使他自自然然的讀書上進,並將志業人品的追求列為人生第一順位。 

在陳定信大四那年的12月,有一天吃過飯後,爸爸摸摸肚子,發現有點奇怪。  「這裡有一粒硬硬的東西,摸得到,可是並不覺得痛。」爸爸說。 

學醫的陳定信警覺起來,說:「還是去醫院檢查看看吧!」  經過台大醫院的檢查,結果竟然是肝癌!  ……  醫生檢查後,判斷要立刻開刀,看看能不能把這個腫瘤切除。 

可是,手術後,醫師沉重的對陳定信說:「實在是太嚴重了,已經沒辦法切除了。」  「可能只有4個月了。」  ……「怎麼會這樣?」陳定信心裡絞痛著:「我已經開始學醫學了,可是我卻沒辦法救自己的爸爸。」  …… 

遵照醫師的囑咐,爸爸出院回家休養。可是他放不下學生,還是照樣去學校上課(按,陳爸爸任教於北市女中,即現今的金華國中)。

他很明顯的一天天消瘦、衰竭,可是還是保持一貫的樂觀態度,每天仍然有說有笑的,要家人寬心。  4個月後,爸爸的上消化道突然出血,再趕緊送去醫院,不到3天就過世了。爸爸只活了49歲而已。

  陳定信在台大擔任三年住院醫師的期間,已發現無數像他爸爸一樣的病人,確診肝癌不久便過世。當時他台大的薪水僅4,000元,他原本可以選擇到外面開業,賺更多錢,讓媽媽活得較輕鬆,讓太太更有餘裕照顧孩子,但是「追求卓越」、「創造知識」這兩件事吸引著他,使他義無反顧的走上醫學研究的艱苦道路。 

扣除在醫院的工作時間,陳定信每週只剩下3個半天有空,還得去外面醫院兼業才足以養家,這些醫院有的在八堵、有的在竹東,他東奔西跑,卻還是利用下班後和星期日去實驗室,「偶而會聽到家人抱怨說,怎麼會有像你這麼窮又這麼累的醫師呢?」 

幾十年後,大家在youtube上看到陳定信的太太許須美接受訪問,她帶點揶揄的、笑呵呵說:「見到他星期日在家,我們反而會覺得很奇怪。」  如果說《肝炎鬥士陳定信》是陳醫師一生的重點濃縮簡明版,藍麗娟的《堅定信念:肝病世界權威陳定信的人生志業》就是局部放大全錄版,將陳醫師於公、於私每個人生轉折,處理得細密妥貼,讓讀者彷彿身入其境,看著陳醫師把無數的日常作業,一步一腳印,經年累月,匯整成巍然聳立的醫界功德。 

《堅定信念》提到,陳定信從頭到尾沒有離開臨床崗位,以病人為尊,以病例為師:  「你只要非常盡力的照顧病人,就會花很多時間。」

陳定信說。  「早上8點要開會,來不及吃早餐;中午用餐的時間是12點多,不過我總是忙到快1點鐘,然後馬上趕去內科固定在下午1點開的會議。只有下班後,才能回家好好吃一頓。」……

「我像個野人,可以長時間什麼都不吃,也可以一下子吃很多。」他聳聳肩說。 

《堅定信念》中也講到,1973年6月,當陳定信即將完成總住院醫師訓練時,壓力即已接踵而來。有些親戚甚至說得很直白,例如:「你媽媽辛辛苦苦把你栽培到成為台大醫師,你好歹也開業賺錢,讓她看看很多錢是什麼樣子!」  藍麗娟寫道:  「不要談錢,談錢不好。」陳定信搖搖頭。

早在當兵時,他就已經領悟到:「其實,人只要很簡單的條件就能活了,人對於物質的需求,可以是很少的。」  ……

他想起喜愛繪畫的父親陳炳沛,並沒有走上專職畫家一途,而是擔任中學教師,將繪畫當作興趣,利用假日作畫。

他覺得,理想與現實總是能兼顧;留在台大雖然薪水很少,也不見得馬上有職缺,卻能擁有做研究的資源與條件,與例如宋瑞樓這樣的好老師指導,應是可以兼顧理想與現實的路徑。  ……

他也惦記著肝細胞癌與肝硬化的家屬,總是只能看著病患死亡而束手無策的沮喪感。……

於是他對表弟王貴賓說:「我想要救更多人,但是,如果去開業,一個一個救,還常常救不起來,要救到什麼時候?」 

《肝炎鬥士陳定信》應該再版加印給每個中小學生當做必讀書籍,《堅定信念:肝病世界權威陳定信的人生志業》也應該做為大學生的通識課程教科書,讀者從這兩本書中,不僅會見識到一個科學家的成長過程,意會到知識如何在意識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也可以體會到一個知識份子的人格養成和他的家庭、教育、工作環境息息相關。 

藍麗娟更難得的書寫到陳定信上一代的犧牲,是造就後輩形塑新時代的必要條件。

陳定信的媽媽、許須美的婆婆陳曾秀琴,一直是他們兩人能夠早出晚歸,全力衝刺B型肝炎防治大戰的關鍵人物,她使他們沒有後顧之憂,後來竟連開始了失憶症,還必須有勞親戚提醒,夫妻兩人才開始覺察應變。 

從年輕時起,陳曾秀琴曾經對自己說:「無論將來會經歷多大的難關,我都要扛下來,守護這個家庭。」75歲之前,她以最大的能耐成為全家的後盾,現在,83歲的她儘管臥床不能言語,卻仍堅毅撐著,想要守衛著這個家庭。  ……

當時的陳定信並不知道,他將在一場震撼全球……的世紀疫情中,以研究成果鎮定大局、安定人心,而臥病在床的母親,卻仍是他心中最重要的後盾。


信念:來自前輩、後進的共同精進

肝臟可以說是人體內最大的化學工廠,它提供生命不可或缺的物質,同時也是我們體內的清潔器,負責清除血液中的有毒物質。

在陳定信大學的時代,台灣地區40歲以上的人,十之八九已被B型肝炎感染過,其中據統計至少有300萬名帶原者,他們不但體內長期存有病毒,更可能感染他人,自己的肝臟受到病毒的破壞,久而久之有可能引起慢性肝炎、肝硬化,最後還可能成為肝細胞癌。 

陳定信的父親在1960年代肝細胞癌去世時,肝硬化與肝細胞癌同時列入台灣人十大死因,影響巨大,他就是B型肝炎的典型受害者。

一般常說陳定信是因為父親死於肝細胞癌,才決心以肝炎做為他的研究專攻,其實,雖然當時對於肝炎如何導致肝硬化,或肝硬化如何導致肝細胞癌的機制,並不十分清楚,但是台灣罹患者眾多,醫界都知道這將是一場無法迴避的硬仗。 

在1940年代,甚至連肝炎是如何發生的,全球醫界都還沒有概念,台大的宋瑞樓醫師要鑑定患者是否染上肝部疾病,只能憑經驗用手摸。

但即使確診,宋醫師所能夠做的,也只是「宣布死刑」。他看到的這些肝細胞癌患者,80%併有肝硬化,病人若非死於癌症,也會因為肝臟功能失常,逐漸衰竭以致於死亡。 

宋瑞樓醫師遂積極以台大醫院極有限的研究經費,希望發展出一套檢測肝細胞癌的方法,如腹腔鏡,而且嘗試從血液檢查中,看是否能找出肝癌的標記。

他自己孜孜矻矻,有額外的研究經費,立刻物色人品、學問出眾的後進醫師,把他們拉到研究團隊中。後來最令人津津樂道的「宋門雙傑」廖運範(1970)與陳定信(1974),就是1970年代初期宋醫師的引領之下,走上肝炎的研究之路。 

對於肝炎聖戰有興趣的讀者,最不能錯過的兩本書是《B型肝炎:發現B型肝炎病毒與疫苗的諾貝爾獎之路》(Hepatitis:the Hunt for a Killer Virus,Baruch Blumberg,陳彥甫譯,商周文化,2004)與《肝炎聖戰:台灣公共衛生史上的大勝利》(楊玉齡、羅時成,天下文化,1999)。

尤其是後者,記錄整理出此段驚心動魄的台灣醫療史。這場戰役是成功的,兩位作者把導致最後勝利相關的每位研究者與每項研究成果,按照時序條分縷析,成就了這本即連在其他醫療大國都難得一見的報導傑作。 

宋瑞樓醫師起先要陳定信做肝炎的免疫研究,然而這時陳醫師已從國外醫學重要期刊中知道,1969年布倫伯格(Baruch Blumberg,1925~2011)研究團隊假設他們發現的澳洲抗原與B型肝炎病毒有關,但真正的病毒尚未發現,到了1970年,英國的鄧恩(D.S.Dane)研究團隊才發現完整包含核酸的病毒顆粒。 

不過,由於布倫伯格快手快腳的運用澳洲病原特性,開發出世界首創的B型肝炎疫苗,此後,不但可以藉澳洲抗原來篩檢血樣,確診B型肝炎,且可以去除經B肝病毒污染的捐血,以免感染因其他疾症必須輸血的病患,亦可經由施打疫苗預防民眾感染B肝。

布倫伯格因發現B肝可以經由其表面抗原傳染致病,與蓋杜謝克(D. C. Gajdusek)發現經由普里昂感染腦神經病變的庫魯症,共同獲頒1976年的諾貝爾生醫獎。

  《肝炎聖戰:台灣公共衛生史上的大勝利》對1984年台灣新生兒施種B肝疫苗時的醫界,有十分入木且全面的描寫,對於陳定信在這場戰疫中的定位,也比他的兩本傳記更清晰。 

事實上,這場戰疫前後的幕後英雄還真不少:宋瑞樓、廖運範、陳定信、許須美、賴明陽、葉昭廷、羅光瑞、張美惠、許輝吉、朱嘉明、高嘉宏、楊培銘、陳培哲、許金川、李壽東、蔡豐舟等人,他們的研究力,讓新生兒全面施種B肝疫苗的必要性更昭然若揭。名單中,當然也要加上駐台的美國海軍第二研究所的畢斯里教授(P.R.Peasley),以他的政治背景對當局建言,比台灣研究團隊更為直接有力,另外還要加上科技大老李國鼎促成政府立刻拿出1億5千萬元,來購買當時還相當昂貴的B肝疫苗。  陳定信曾為文正式感謝宋瑞樓對他的提拔,認為兩度到國外研修,一是到日本國立癌症研究中心,二到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隨著兩位世界級的大師學習,這樣的歷練,使他的自信心與責任感更上層樓。

1985年他擔任台大臨床醫學研就所所長之後,也以同樣的熱情迎接有志研究肝病的後進,例如陳培哲,是全世界第一個弄清楚D型肝炎病毒RNA如何複製的科學家,台大肝病研究團隊自此正式進入分子生物學時代。 

儘管在台灣肝炎聖戰之後,陳定信獲得醫界與社會廣泛肯定,獲頒無數的榮譽獎項,但是本質上,他仍然是那個以病患為優先的內科醫師。

據《堅定信念》一書的描述:  從陳定信22歲時讀醫科四年級到病房見習,穿上白袍的那一天起,他的白袍口袋總是隨身攜帶聽診器、小手電筒、小鎚子與筆。 

為什麼? 

陳定信疾行在台大醫院,白袍飄飄,他說:「因為,前面如果有人倒下,我隨時就能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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