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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祺教授-我是不是我的我」李登輝總統逝世周年

[轉載自:李弘祺教授]

[Taiwanus]於2021-07-30 20:03:00上傳[]

 



再談「我是不是我的我」──李登輝前總統逝世周年
李弘祺 2021 年 7 月 30 日-李弘祺
作者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李故總統過世已經一年,時間過得很快!去年他過世時,我還在美國,儘快寫了一篇紀念他的短文〈使徒.哲人.英豪兼具的大人物──紀念李登輝先生〉。其實應該更仔細地思考究竟他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但是我一時間無法做到,特別是因爲希望能趕時效,所以只强調他對中國文化及政治地理的一些想法,主要是指出他認爲中國如果要成爲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那麽分成幾個部分,讓他們相互競爭或許是是一個很合理的想法。
圖片來源:蔡英文臉書粉絲專頁
李登輝希望中國藉由全面重整而新生
我想我指出的這一點很容易被誤解為李登輝是希望拆散中國,使中國就永遠不可能成爲强國。這在所有愛中國的人是「是可忍,熟不可忍」的叛國想法。我當天寫的紀念文字也提到了其他的東西,而這些都是一般大家比較熟悉的議題,即使因爲對李總統的認識會各因角度和背景的不同而看法有異,它們或許比較不引起太多不同的反應。
當時沒有討論的是後來引發很多人興趣的「我是不是我的我」的這句話。現在我們都已經知道這句話是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哲學家西田幾多郎的名言。他可以有種種不同的解釋,但是它的特色就在於對知識及自我的不斷發現與再發現。所以我有一次對一個美國朋友說,李登輝是一個哲學家。他聽了覺得有些意外。因爲在西方的傳統裡,只有哲學家才能成爲真正偉大的國家統治者。一個政治家被用「哲學家」來稱讚,這是無比的榮耀,遠勝過像statesman 這樣的名稱。或者可以這麽説,就是被稱許為哲學王(或説是一個柏拉圖),那當然比被比擬爲制法的梭倫(Solon)或不毀鄉校的子產更能讓人尊崇,是古人艷稱的「聖王」。我是用這樣的視野來詮釋李總統的。
李登輝受過日本近代思想巨大的影響,但這個正是許多中國人難以接受他的地方。今天想念李總統,我覺得有責任把這一點作進一步深刻的探討和反省。首先必須釐清明治維新以來近代化思想對李總統有什麽意義這個問題。
明治維新是西化與傳統並存的物事
明治維新一般説是追求現代文明的運動,而現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由此明治維新不外是一個學習西方,向西方文明轉型的運動。這是傳統的瞭解。顯然地,當時人們認爲傳統日本的價值,生活方式、和思想必須徹底的重新評估,甚至於放棄。然而,在明治維新的世界觀裡,許多傳統元素卻還是與新來的種種思想同時並存。一方面我們看到福澤諭吉「脫亞入歐」的觀念,幾乎是主張要全盤西化。但是另一方面,當然也有保守的人士,一力要維持傳統。這些人主張保護天皇制度和尊嚴,甚至於蔑視東亞(特別是中國)文明,而奇怪地支持帝國主義和擴展殖民地。
事實上,安川寿之輔就指出福澤諭吉其實在内心的深處根本是一個極端的保守派,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始作俑者。在他看來,丸山真男等主張現代價值的學者們只發揚福澤諭吉贊成現代文明的一面,而忽視了他的保守性格。明治天皇在1890年頒佈的《教育敕語》所反映的傳統儒家價值,也吐露了日本内在流行的保守態度。《教育敕語》被放在一個有明治天皇相片的神龕裡,每一個學校都要蓋一間奉安殿來供奉。這樣的做法不管内容如何,基本上是一種神化天皇的做法,可見號稱近代化的明治維新,本來就帶有一種内在的保守性。這個保守性與現代性相互對立而共存,正是我在去年提到《菊花與劍》這本書的原因。
內村鑒三是明治時代的知識分子代表
事實上,内在矛盾和緊張性充分反映在近代日本思想裡。我們拿那個大力批判《教育敕語》的内村鑒三爲例來看這樣的矛盾。他因爲不願參加迎接明治肖像和《教育敕語》的典禮以致被任教的第一高等學校(等於東京大學的預備學校)解職。這一件事情震驚日本國内外,史稱「不敬事件」。但是他的立場印證了很多當代的知識人:包括他自己的同學新渡戶稻造、南原繁、矢内原忠雄、岩波茂雄等等。
新渡戶稻造為台灣人所普遍熟悉,他就是台灣糖業之父,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寫了一本最受日本人及全世界都推崇的《武士道》這本書。其實這本書也是我們廣泛知道的書,是日本戰前戰後討論「武士道」的最重要的基礎。下面我再來談他。這裡先談矢内原忠雄。他是新渡戶稻造最得意的門生,後來接了老師在東京大學的殖民地講座。
在這個位置上,他曾經來台灣作田野研究。結果他囘東京以後,寫了一本非常有名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他個人對現代價值如何實踐這個課題做了非常深刻的反省。他秉持批判帝國主義的霍步森(J A. Hobson)的觀點,對日本的殖民政策有嚴苛的責備。這件事是留日台灣學生普遍感到興奮的事情。
相同地,就像内村鑒三有「不敬事件」,他也因爲批判七七事變日本侵華,而被東京大學驅逐,這就是有名的「矢内原忠雄事件」。被解職的矢内原幸好得到岩波茂雄的支助,給了他兩年的薪水,讓他寫一本《我所尊敬的人物》上下兩冊,而挨過了大戰的暗黑日子。衆所周知,岩波茂雄是日本第一大書店─岩波書店的創辦人。他受到上述幾位思想家的感召,交往的多是所謂的進步的知識人或文學家,像西田幾多郎、夏目漱石等人(岩波書店四個字就是夏目漱石所題)。他因爲懷抱自由主義的思想,在戰爭期間,常常受到軍部的監視和騷擾。
批判性的日本思想家影響了台灣留學生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見在日本軍國主義猖狂、神道思想提倡神化天皇的時代,日本人還是有很多主張深層反省道德理想及現代價值的思想家。這些人負擔起重要的批判責任。但是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從蔡培火、張漢裕、到葉榮鐘、楊基銓(及夫人劉秀華),到更晚的李登輝都受到這一個主流思想的影響。雖然不是人人都接受他們的基督教神學(所謂的「無教會主義」),但是對於他們的道德堅持、高尚人格、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卻有相當一致的憧憬。台灣學生所以會受到他們的影響,恐怕都是因爲他們個人人格的感召。
這些人對於日本文化本身的態度又是如何呢?這就帶我們回去上面我所説的日本近代史的雙重性格:一方面日本社會竭力追求現代化和現代價值,但是同時日本自來的種種世界觀及道德哲學卻依然有許多人堅定地信守著,並且透過一些神道化的儀式和符號(例如歌頌切腹等行徑)希望日本不會忘本。就是連儒教的一些基本教義也被借用來作爲對立於近代價值所需要的「宗教」。這個追求矛盾統一的歷程到了大正民主以後終於告一的段落。價值和符號之間的緊張性被軍國政府成功地壓制,而用日本國大和魂、神風等神話來成功鼓動莫名其妙的戰爭和犧牲。
上面説到的「武士道」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可以看見後來影響李登輝至深的人格是如何充滿了「理一分殊」的表面矛盾。到今天爲止,從理想或規範性的角度來談談武士道的書是新渡戶稻造寫的。他把武士道最基本的價值歸給了儒家,認爲儒家思想中的「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乃是武士道的基本信念。這不就等於承認《教育敕語》的儒家思想的正當性?事實上,新渡戶稻造也曾經在日軍炸死張作霖的事件發表激烈的批評,而得罪當局。
所以如果說日本軍閥就是武士道思想的化身,這就是對上述這些人的莫大諷刺。這裡看見的矛盾恐怕只有台灣的留學生會感受特別深。當西田幾多郎晚年從康德專家轉囘日本傳統思想(特別是佛教),並開展他的所謂「絶対矛盾的自己同一論」時,我們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在他的哲學中展現出近代日本思想那種自我認同的矛盾和追求統一的企圖。而當李登輝說「我是不是我的我」時,他那種想要把理想和實踐真正合一而不能的痛苦就顯露無疑。但是,作爲一個台灣人,他知道他不用像西田幾多郎那樣,非要把這種自我的認同(「場所的論理」)當作是他必要的負擔,因爲他知道他不是日本人。
批判李登輝媚日者,其實並不懂中國
李登輝對當代中國的認識主要是從左派思想家入手。他讀的是魯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加上馬克思主義、和東方社會論,他的左派激進思想顯露無疑,至死而沒有改變。但是就好像沒有自己的李登輝也同時不是日本人、中國人一樣,他至少在追求普世的價值和人類共同的道德理想時,完全知道他必須經常不是他自己的自己。
李登輝也受過浪漫文學的深刻影響。所以他對歌德、卡萊爾等人的作品特別有感受。這些作品的確帶有「狂飆」(Sturm und Drang) 的特質,是台灣(甚至於控制中國時代的國民黨)核心思想家們所非常不熟悉的思想特色。
所以我回想李登輝的追求自我的過程中,他掙扎要做一個表現出「武士道」及「教育敕語」(雖然他幾乎不曾提到過它,大概是因爲他不喜歡其中的儒家教訓和詞語)的中國人實在非常的困難。許多人因爲他對日本文化的熟悉,因爲他不憚提到「武士道」精神,因爲他常常講日文,因爲他最習慣用日文的詞語來表達他的文化指涉,於是認爲他是認賊作父。在我看來,這種人只能做最狹義的中國人,只能限制自己在中國文字衣著的世界裡頭。在這個世界裡,只有昆曲京戲、三言二拍、仇恨列强,而沒有地方特色、宏觀世界、以及最重要的現代價值。
因此,我認爲李登輝不是想要做日本人,但是他知道日本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所經歷的自我認識及其矛盾,知道他的轉折和意義。他認爲台灣的歷史使命就是把相同的歷程走完,近而使中國也能成爲現代化的國家,因爲惟其如此,台灣的歷史使命才能完成。我說他認爲中國的中央和地方必須形成一種類似美國的聯邦的組成,其實就是因爲這樣台灣對中國才能產生有意義、又有自己特色的貢獻。他所看見的明治現代化的自我認同歷程,使得他只好在晚年之後講出現代人才敢以宣示的箴言:我是不是我的我。這雖然看似痛苦,卻更是一種狂飆生命的熱情呼籲。
──李登輝總統逝世一周年紀念(2021年7月30日)寫於美國紐約華萍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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