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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建祥律師: 人算不如天算——七評蔡英文假博士

民報

[轉載]於2022-01-14 04:01:01上傳[]

 




CH 1






 人算不如天算

作者:江建祥律師


巧詐的狐狸和癡情的狗

網上流傳著一個工於算計,弄巧成拙的寓言:「狗愛上狐狸,一天他們遇到了死神,死神對他們說:「你們兩個當中,只有一個可以活,你們倆猜拳決定吧!」 結果狗出了剪刀,狐狸出了布。狗抱著狐狸的屍體哭說:『不是講好了我們都出拳頭的嗎?』」

對這個故事有很多不同的解讀。有人說狗比較會算計,他算準了狐狸會黃牛不出拳頭而出布。也有人說狐狸活該,她想用布打敗狗的拳頭,沒想到狗的癡情與死忠讓狗想藉著出剪刀而殉情。

有錢的傻瓜

 耶穌也曾經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個富翁的田地豐收。 他在心裡嘀咕:『怎麼辦呢?我沒有足夠的地方收藏。』他又說:『我要拆掉這些倉房,建造更大的,好在那裡收藏我的一切糧食和貨物。 然後,我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啊,你擁有許多好東西,足夠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樂吧!』 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天晚上,你的靈魂必被取去,你所預備的要歸給誰呢? 凡為自己積財,在 神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

 給工於算計的人的忠告:人算不如天!及早悔改吧!

天堂先讓給我,好嗎?

  猶太裔奧地利精神病學家暨存在主義分析派創始人維克多佛蘭克(Viktor Emil Frankl)在他其名著Men's Search for Meaning (中文有譯為「活出意義來」,一本賣了超過九百萬冊,幾乎每一個猶太小孩都必讀的暢銷書)裡頭有一段描述他在納粹集中營最後的一段日子:

  「有一個晚上,集中營裡的人都聽說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已經逼近納粹的佔領地,德國人敗亡在即。一些原本殘暴兇狠的納粹黑衫黨員突然開著卡車來到集中營,面帶微笑地對集中營裡的猶太囚犯宣布他們將挑選幾車的志願者到郊外和盟軍進行戰俘的交換。很多人急於脫離德國集中營的噩夢都爭先恐後地搶著上黑衫軍的卡車。 維克多佛蘭克當時已經幸運地坐上了卡車最後一排的座位,突然有一位猶太同胞站在卡車外用悽苦的表情,稱他家中尚有老小急需照顧,苦苦哀求佛蘭克讓位給他。雖然,佛蘭克也急著和失聯多年的家人相會,他心生憐憫便下了車把座位讓給這個同胞。 

  幾天後當美國大兵攻進了城裡,解救了被拘禁在集中營多年的猶太人,他們也帶來了噩耗,他們在城外的一個僻密的地方發現一堆被納粹黑衫軍活活燒死的猶太人的屍體。 」(這一段在Amazon 亞馬遜代銷的書中,跟蔡英文的論文一樣「不知為何原因」被失蹤了。)

  維克多佛蘭克被解放後重回維也納繼續他的專業和學術生涯一直到他九十二歲心臟覺得該休息時為止。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有很多事情,當我們在世的時候無法知其原委始末,有一天我們離開這個空間到達另一個更高維度的時候,再回顧我們在這裡所經歷的一切人、事、物,我們可能會聽到很多靈魂嘆息地說:「喔!原來如此!」

** *江建祥律師 1978畢業於政治大學法律系,服完軍法預官役,返回政大取得法學碩士後,於1983移民美國,並在加州首府McGeorge 法學院取得Juris Doctor 學位。曾任南加州聖伯納帝諾郡副檢察官 (Deputy District Attorney),專精刑事訴訟,後轉任律師服務洛杉磯僑界逾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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痲瘋的社會

作者:江建祥律師

曾經說過「威權時期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的蔡英文,為了能夠繼續擁有既得的政治暴利,使用了各種手段強迫人們服從於她所建立起來的威權。在威權時期的醜媳婦如今熬成婆,兇殘變本加厲可以理解,但是原本敢於撚虎鬚、拍桌子的「英雄」如今都變成很擅長阿諛奉承的哈巴狗,為什麼? 令人百思不解!

 筆者亦忝為職業攝影師,最近在南加州一個人數超過兩萬的攝影愛好群組貼上冬至海灘即景,不經意地在照片的旁白加了一句「這麼冷颼颼的冬天,我思維海水的溫度應該在華氏40度左右」,結果遭到數十人的「圍剿」或「嚴厲糾正」,原因是南加州的海水即使在嚴冬也不會低於華氏56度,這海水調節的功能也是沿海的都市冬暖夏涼的主因。這些「正義之士」不是單純的謾罵或言語暴力,而是引經據典在網上展開一場科學論戰。Speaking out 不平則鳴, 這是一種民主國家的正常狀態。

 對不公不義採取強而有力的抵制或對抗,會帶給人自我肯定和對現狀有掌控權的自主感。這種自我肯定和自主權的「快感」是破除不公不義的附加價值。但是,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面對不公不義的事情,能有勇氣起而抗爭或破除改革者,卻是罕見甚至被視為必須受排擠、誅滅的異類。這一類社會長久受不公不義的折磨,施行壓迫的加害者,為了維繫對自己有利的不公不義的制度,必須將不正當的行為正當化,而受壓迫者為了生存或苟延殘喘,都已經逐漸地對不公不義產生神經鈍化的症狀。這群長久生活在不正常的社會的人像患了痲瘋病的人一般,他們都有嚴重的末端神經萎縮的病變,他們有嚴重的知覺鈍化問題。 他們需要不正常的刺激才能有所感覺。

 在這種患了類似痲瘋病的社會,不良的執政者可以儲存層出不窮的桃色緋聞,在適當的時候透過「訊息農場」「配銷」到社會上,以遮掩執政者不想要百姓關注的議題。 所以當論文門醜聞即將引爆的時候,高嘉瑜和林秉樞必須「銜命救援」。 當公投告急的時候,王力宏的小頭必須出面制止人們運用他們的大頭思考。 當然中間還要夾雜十指緊扣的老頭以及干卿底事的大S婚變。 這些人的末端神經已經嚴重萎縮,感覺不到應有的快感,怪不得木炭最終會變成管制品!

 誘導性麻痺Desensitization 或心臟長繭callous,是一種情緒反應的鈍化,是面對不想面對的事情的一種心理應對方式。臨床心理治療上,讓患有恐懼症或焦慮症的病患,不斷地面對引發恐懼或焦慮的誘因,藉由頻繁的接觸,讓病患逐漸對發病的誘因失去敏銳的反應。通常人對凶殺現場血腥的場面都會有極其不適的反應,有的人甚至會產生噁心或嘔吐症狀。但是,一般的法醫或刑事調查人員則因為長期曝露在類似的狀況下,逐漸產生具有自保作用的情緒鈍化。收視率頗高的CSI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影集裡,常常可以看到刑事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坐在屍體旁邊,一手拿著洋芋片往嘴裡塞,一手邊翻動著屍體,一邊撰寫驗屍報告。雖然有些戲劇性的誇張,但是這些影像所要傳達的信息就是心理反應鈍化的現象。

 台灣民意基金會游盈隆博士近日公布最新民調,顯示大約28%的受訪者不相信蔡英文總統有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論文或學位。對於這一個民調結果各方解讀不一,有民進黨裡所謂熟悉民調事務的幕僚的氣急敗壞,也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須努力」的樂觀看法。 筆者看到的倒是缺鼻子、瞎了眼、爛了腳趾和手指頭的痲瘋病患。姑且不談截至目前為止所發掘的實質上證據是否足以呈堂入證證明蔡英文的學術詐欺,蔡英文一連串違反人情的欲語還休以及完全違反邏輯、常識的行舉,竟然讓一個社會超過將近72%的人無感。這是一種令人擔憂的心理反應鈍化的現像,代表這個社會嚴重地病了。

 從不公不義的壓迫裡獲得利益的人,包括加害人或與加害人有共同利益的人,通常對不公不義的存在缺乏認知。這種認知的缺乏,有時是因為加害人在潛意識裡,對事實認知所可能帶來的罪惡感的趨避,有時卻是因為對可能的報復,內心產生恐懼,故而有視而不見的鴕鳥心態,或者是對現狀改變的無力感所造成的無奈所導致。但是,大部分的加害人,卻都故意地把過錯歸諸於被害人,藉此來保留對自己的正面評價。這解釋了民進黨裡和蔡一起吃香喝辣的黨羽以及一群蔡的核心成員的同流合污、沆瀣一氣。 

 這種保持對自己的正面評價或者所謂的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態,在加害者和被害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反應。加害人為了能夠自我感覺良好,便盡量將自己對不公義的責任降到最低程度,即使在無法完全推卸責任的狀況下,至少也要盡量將不公不義所造成的結果小量化 minimize。 反之,正常的受害人面對不公不義,為了保持對自己的正面評價,不至於有『咎由自取』的自我譴責,便會將不公不義的結果反射回到加害者的身上,藉此對加害者進行極力的反抗。 然而有一些『反常』的被害人,為了維持自我感覺的良好,藉著對不公不義的存在的視而不見,用麻木不仁來欺瞞自己。最糟糕的是,還有一種被害人面對不公不義,完全不顧自尊,充分表現奴婢的心態,把所有責任往自己身上攬,認為自己之所以受到不公不義的待遇,一切都是咎由自取。你覺得台灣人是屬於那一種的被害人呢?

 此外,台灣到處充斥熬成公婆的醜媳婦。這些原本的被害人,受制於加害者的淫威,不敢表達自己憤怒的情緒,壓抑日久,因此形成對加害者認同的奴婢心態。這一類患有斯德哥爾摩症的被害人,會用睜眼說瞎話的方式拒絕承認他們內心對不公義的不滿和憤怒,更甚者,會接受加害人對他們的鄙視和侮辱,並將之內化形成一種自卑感。 更離譜的是,當這些默然接受鄙視和侮辱的人,在認同加害人之後,自卑轉化成自大,居然產生一種鄙視其他受害人的心態,並且在他們欺侮其他被害人的同時,病態式地感到莫名的權威快感。受過虐待的人,為人父母後反而轉過來虐待自己的子女,或唯唯諾諾的女人,對敢於主張自主權利的女人的鄙視和怒罵,都是同樣的心理。

 處於強勢的加害者通常可以肆意地透過他們對公權力或整個社會體制的控制,對正義做對他們有利的詮釋。相對地,這些加害者靠他們所掌控的媒體或教育機構的支撐,又進一步被他們自訂的正義標準所迷惑。如此惡性循環的結果,這些加害人已經對不公不義的事情失去了敏銳的感受。結構性的壓迫透過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組織不斷地、系統性地循環複製。因為問題存在於社會結構,所以除滅惡質的領導人或制定新的法律都無法改變結構性的問題。

 社會上許多的不公不義,沒能受到預期的抵制或抗衡,和人們『心肝長繭』的痲瘋現象有緊密的關係。治病除了要治標,適時的疏解病痛之外,更要能治本,將導致疾病的原因一併根除。麻木不仁的台灣人病得不輕,光靠像貼OK繃般的政論性節目或偶爾的街頭嘉年華會,是絕對無法發聾振聵。而統治者所設計,用來維繫政權的充滿弊端的選舉制度,只會加重麻痺,延宕治愈的時效,對潰爛的痲瘋毫無助益。這種痲瘋症狀需要長期的治療和呵護,包括適當的公民教育,提升『病』人對真、善、美的慕戀和追求,培養他們對正義、自由和平等的認知和尊重。這些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艱鉅工程,播種的人很可能看不到收成。做這種基礎工程的人,常常被人誤會、辱罵為西裝筆挺,坐在冷氣房裡喊『台灣人站起來』的蛋頭。台灣人裡有多少人願意參與如此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還是,我們得等待下一個「救世主|?

** *江建祥律師1978畢業於政治大學法律系,服完軍法預官役,返回政大取得法學碩士後,於1983移民美國,並在加州首府McGeorge 法學院取得Juris Doctor 學位。曾任南加州聖伯納帝諾郡副檢察官 (Deputy District Attorney),專精刑事訴訟,後轉任律師服務洛杉磯僑界逾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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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建祥律師:本末倒置的論文和學位——再論蔡英文假博士

 邏輯!邏輯?天下有多齷齪與邪惡都假借汝名而行?

 在口沫橫飛的辯論過程中,經常可以聽到參與者突然冒出一句 『那是不合邏輯的』,目的是企圖在激戰中利用智識的制高點佔上峰。可是,有多少人確實通曉繁複的邏輯規則?指控他人論述不合邏輯的人,確實知道對方邏輯謬誤的所在嗎?『感覺』對手濫用邏輯謬誤、企圖『黑龍旋桌』,卻捉襟見肘找不到合理有效的反制絕招,常常讓名嘴、民代、黨工、政治化妝師英雄淚滿襟。

 在論辯的過程中,能夠迅速地辨識對手的邏輯謬誤,不僅是西方辯士必備的職業技能,也是西方社會一般民眾不容易被狡猾政客(又稱『政治工作者』)欺矇的常識。一般人辛苦地背誦符號邏輯的規則和公式,卻無法融會貫通,一上擂台就捉襟見肘。最有效的邏輯學習方法,其實是活潑地去了解一般人經常故意濫用的邏輯謬誤,從辨識邏輯謬誤去確認正確的邏輯。

 因果倒置 ( Post hoc Fallacy)是常見的邏輯謬誤。在一般公共政策的得失和責任歸屬辯論過程中,是很多指控者的最愛。 公投過不了,到底是投票率太低所致? 還是因為議題無關(百姓的)緊要,所以投票意願低? 節日國道塞車,是整體道路結構的問題,還是取消夜間免收費的政策錯誤所致? 蔡英文說:「有博士學位就有論文」,對嗎? 還是要完成合格的博士論文通過口試才能取得博士學位?

 懂得什麼是因果倒置(Post hoc Fallacy)的邏輯謬誤,就很容易判斷孰是孰非。 但是,就像平時練了很多架勢的武術選手,一但上了擂台,腎上腺素分泌過盛,打起來就和街頭惡鬥的小屁孩們一般,了無章法。

 如何對所有的邏輯謬誤都能瞭若指掌,而且在實戰過程中可以游刃有餘?最好的方法可能是輕鬆的學習加上有效的記憶了。 因果倒置 (Post hoc Fallacy)用例子來了解並記憶,沒有比下面這個例子更有效、給力的了:

 一個猶太老頭娶了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子,把她寵地跟貴妃一般。可是,不管老頭如何努力,就是在那檔子事上無法讓年輕的妻子滿足。於是貼心的老頭便就教於猶太律法專家(rabbi)──類似猶太教的牧師。

 充滿智慧的猶太牧師聽了老頭的訴怨,心生同情,於是建議老頭僱用一個容貌俊帥的年輕男子在老頭和嬌妻敦倫的時候,脫光衣裳,拿起大毛巾替這對『熱情配偶』煽火。 老頭很興奮地回家顧了一個小鮮肉如法炮製,但是效果不彰。 納悶到底問題出在哪裡?老頭向猶太牧師回報原來的處方無法立竿見影。睿智的猶太牧師想了想,緩緩地說:「這樣子好了,你回家跟那個小鮮肉交換角色,由他上陣,換你煽毛巾。」

 老頭回家後很激動,立刻指示小鮮肉上場。 小鮮肉唯命是從,全力以赴,而老頭在一旁一面捨不得地、一面徐徐緩緩地煽著大毛巾,果真不一會兒貴妃就發出驚天動地的聲響,震動整個屋宇。 這時只見老頭很得意地,白眼地、狠狠地叱責小鮮肉:「白癡!好好地學著,你現在明白什麼才是正確的煽毛巾大法!」

 替政治工作者當化妝師的幕僚或政治工作者本人要注意啦!再搞不清楚論文和學位的先後次序,明白的普羅大眾會在心裡思考:『哪條是大毛巾?哪個小鮮肉?』 


**江建祥律師1978畢業於政治大學法律系,服完軍法預官役,返回政大取得法學碩士後,於1983移民美國,並在加州首府McGeorge 法學院取得Juris Doctor 學位。曾任南加州聖伯納帝諾郡副檢察官 (Deputy District Attorney),專精刑事訴訟,後轉任律師服務洛杉磯僑界逾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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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建祥律師:阿扁踹共!敢嘸?
        

 阿扁曾在民視的「阿扁踹共」節目裡爆料,說他曾與友人談到已故留英博士黃國俊曾經找LSE 前院長紀登斯幫忙處理蔡英文(1.5個)博士證書補發的事宜。 

 近日部分媒體和名嘴在網上傳說阿扁將以證⼈⾝分被傳訊出庭,要求確認他曾經公開講過的「紀登斯幫忙處理」的傳聞。這一下,把被關怕了的、曾經被蔡英文恐嚇再「多講話」就要記得自己還是保外就醫身分的「勇哥」嚇壞了。


新四不一沒有

 阿扁急忙發出新「四不一沒有」聲明說:1. 沒有「講過『喬』補發;2.「究竟事實真相如何」不清楚; 3. 太多間接傳聞,不存在震撼核彈(蔡阿嬤免驚);4. 媒體名嘴的炒作不足取;5. 不會冒死去法庭與蔡作對。上次的四不一沒有,被小布希臭罵為麻煩製造者,這次重申四不一沒有,應該可以暫時免回去吃牢飯了吧?

傳聞證據就不是證據嗎?

 傳聞證據指的是「不在法庭(無法被對造交互詰問)的證人,在法庭之外所做的口頭或書面針對事實爭點的陳述」。在英美法上傳聞證據除非符合特定的例外規定,在一般訴訟程序中不具證據能力。但是,在民刑事審判以外的程序,譬如行政訴訟、刑事預審 (preliminary hearing)、民商仲裁、勞資糾紛的仲裁,傳聞證據並非不具證據能力,而只是證據力強弱的斟酌。 相較起來,台灣最高法院對傳聞證據則採取更「寬容」的標準(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259號民事判決確認 「民事訴訟之傳聞證人所為之證詞,本非絕無證據能力,其與直接證人陳述親自見聞之證言比較,祇是證據力之強弱而已,尚非不得採為證據方法之使用,法院對該傳聞證據之價值,仍可由法官憑其知識、能力、經驗等依自由心證予以認定之。」)

雙重/間接傳聞?還是可容許的傳聞例外?

 阿扁在他的新「四不一沒有」聲明中說:「2019年留英博⼠黃國俊因病辭世,好友告知噩耗,順便談到黃國俊曾找 LSE前院長紀登斯幫忙處理補發事宜」。如果阿扁敢冒大不韙出庭應訊, 重複這位「好友」有關「黃國俊曾找紀登斯幫忙處理補發事宜」的說詞,這種轉述算不算傳聞證據呢?根據加州證據法第225 及 1200 條規定,如果阿扁的證詞只是用來證明這位「好友」曾經聽黃國俊如是說,而非單純用來證明黃國俊確實曾經找了紀登斯幫忙處理,那麼阿扁的證詞根本不算傳聞證據。 

  如果阿扁的轉述可以呈堂入證,證明這位「好友」確實聽過黃「如是說」,下一個問題便是「黃國俊如是說」可不可以拿來證明「黃國俊確實曾經找紀登斯處理補發事宜」? 黃國俊已經「領了便當」(出場了),除非觀落陰,當然無法出庭作證,所以他生前在庭外所做的陳述就是不折不扣的傳聞證據。 加州的證據法有一條「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傳聞例外規定 (加州證據法第1242條),證人臨死前的陳述可以不受傳聞證據法則的限制,只要該證人在為該陳述時自認死亡在即 (雖然不必立即死亡),並對所陳述的事實親身經歷或目睹,臨死前的陳述不受傳聞證據法則的限制。即使加州這一條無適用餘地,聯邦證據法第804條仍然可以「拔刀相助」--- 聯邦法直接了當的規定只要陳述者在聽証時已經身亡,其生前的陳述就不受傳聞證據法則的限制。

 阿扁的證詞說他與「好友」談及黃國俊說他曾找紀登斯幫忙處理補發事宜,證明這位好友確實聽黃國俊說過這句話。 黃國俊已經不在人間了,他死前跟這位「好友」講的話又是傳聞證據的例外,根據英美法當然可以呈堂入證,證明黃國峻確實曾經找過紀登斯處理證書補發事宜。 而在比較寬容的台灣法,不論是否傳聞證據,都有證據能力,只是證據力強弱與否的問題。 所以,阿扁做為一個守法的公民在接到彭文正律師請求法院發出的證人出席傳票當然必須親赴法院作證,勇敢地證明黃國俊確實曾經找過紀登斯幫忙處理蔡英文證書補發事宜。至於為什麼蔡需要動用到LSE前院長之尊去「處理」一個小小的行政業務,而不親自填寫一份補發申請書,那就不只是自由心證認定的問題了,而更可是一個可受公評、充滿想像空間的法學教育素材了,不是嗎?

威脅總勝於利誘

 阿扁在新四不一沒有聲明最後一點說:「多件扁案因阿扁健康因素停止審理,阿扁自不可能違逆醫囑,冒著生命危險去作與案情無影響的證。」其實,不能違逆醫囑只是個藉口,真正的原因是出庭幫彭文正作證有被蔡抓回去繼續服刑的可能,以阿扁目前的身體狀況確實會有生命危險。言猶在耳,蔡英文曾經明白地警告過阿扁,說:「新勇哥物語」談政治,「對阿扁保外就醫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阿扁當時曾經自嘲地說他 「嚇得跌跪地上(呼):「是的,總統英明!」

 以蔡的英明,利誘的成本如果過高,她寧願用便宜的威脅來達到目的。 蔡今天在公投的造勢場上不就又露餡了? 她說: 「公民投票前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如果做錯決定,現在所有努力會被翻轉。無論支持什麼政黨,也無關是否喜歡她和民進黨,別為想教訓誰而教訓到台灣」。 讀稿機沒寫的是:「你們投鼠要忌器,切記你們想教訓我,結果你們自己會受害!」 

 你們這些整天只活在蔡英文論文上的傢伙,難道你們不怕共中共飛機天天擾台、不擔心台灣的缺電會造成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不慌恐台灣會不會變成第二個越南或阿富汗? 

 你今天吃芒果乾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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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建祥律師:媽祖不存在,所以媽祖存在


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ICO在蔡英文論文門中異軍突起,成為台灣家喻戶曉、聲名遠播,遠超過關掉中天的NCC的官方機構。

ICO在對蔡英文的「特殊」的學術隱私是否必須公諸於世的一個裁定理由書中用了一句法律上的舉證責任諺語:「無法舉證,便證實不存在」 Absence of Evidence is Evidence of Absence. 

做為法律上舉證責任諺語,這句話是一個證據法的規則,指的是「負有舉證責任的人未能依法舉證,證明其主張不成立」。但是從邏輯學的觀點,Absence of Evidence 找不著存在的證據,並不能是某種事物不存在的證據Evidence of Absence。

神學家最常引用的例子是:找不著神確切存在的證據,並不能做為證明神不存在的證據。理由無他,因為人非全知、全能,人無法知道全世界所有的事物,所以一個能力有極限的人說他「在全世界找不到某某東西」,並不表示全世界真的沒有那玩意兒。換句話說,找不著是你沒本事;只有無所不知的神才有資格說:因為我找不著,所以不存在。

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 上帝說:「我找不著,所以沒這玩意兒」。替顏清標家賺很多錢,放在大甲鎮瀾宮裡那尊偶像不能開口說話,雖然替她說話的人不在少數。咱們運用一下狂野的想像力wild imagination。假設她是無所不知可以親諭的神仙,她說:「我找遍全天下找不到證明我不存在的證據,所以我確實存在」,你會怎麼想? 同樣的,凱達格蘭大道上那位告訴你:「我找遍全世界找不到證明我論文不存在的證據,所以我的論文就是存在,只是(不知為何)大家都找不到」,你會「起肖」嗎!?

沒有論文就沒有學位!今天不是倫敦大學(今天)講的算。要證明蔡確實曾經繳交合格、足以通過博士論文口試的論文,就是拿出那本珍貴的博士論文,而不是一堆泛黃的「魔術秀道具」。假設倫敦也像羅馬曾經被「暴君焚城」,如今所有的圖書館都找不到蔡那本應該是很珍貴的博士論文,但是倫敦大學說我們在火災現場奇蹟式地找到疑是「蔡當年的口試委員名單以及口試成績報告」,但是我們就是「未願」給你們這些「願投仔」看。你會拿三字經當逗點嗎?!

講過很多次了,自由心證不是「隨便你覺得」就證。上帝都眼睜睜在看的審判必須遵守合乎良知良能的證據法則。一個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如果有能力提出證據力較強的證據,卻退而求其次提出次級品(一個證據力薄弱的證據),你會不學短劇裡那「老廣」破口大罵:「我信妳個鬼」嗎?

 很多人都把它和祖先牌位放在一起的博士論文,不拿出來給大家「聞香」一下,卻躲在倫敦大學後面說:「人家都說他們有(封存不能見光)的口試委員名單和口試成績報告了,你們還在鬧什麼?」 

鬧夠了吧?行行好,寫個便條或「可惱」Call Now 一下給倫敦大學,請他們公佈一下妳的口試委員名單和妳那引以為傲的一點五個博士學位的口試成績報告吧! 有這麼難嗎?

和政治工作者有著愛恨交加關係的選民聽膩了陳時中的「不然要怎樣!」 他們要怎樣?妳最好不要知道!You really don‘t want to know!

**江建祥律師1978畢業於政治大學法律系,服完軍法預官役,返回政大取得法學碩士後,於1983移民美國,並在加州首府McGeorge 法學院取得Juris Doctor 學位。曾任南加州聖伯納帝諾郡副檢察官 (Deputy District Attorney),專精刑事訴訟,後轉任律師服務洛杉磯僑界逾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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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建祥律師:致命的擺爛還是耍流氓


 美國鄉間的高速公路常常會出現「小心鹿隻』的號誌(請見上圖)。其實除了野鹿以外,很多野生動物如土狼Cayote、負鼠Possum或臭鼬 Skunk等,在過馬路時如果看到高速駛近的車輛,都會靜止不動裝死。(一個英文俚語 “Playing Possum” 就是指蔡英文的另一個名言:「裝死的人叫不醒」)。

裝死的叫不醒,因為被車撞死了

對著迎面疾駛而來的車輛或車頭燈不躲不閃,匍伏於高速公路上裝死,結果就是血肉橫飛,直奔冥府。顯然的,大家都必須深切體會:「維持現狀」不論在面對國家定位的嚴肅問題或在處理人生的重大危機,其可怕的結果很可能就是死路一條。

 蔡英文面對排山倒海的證據,不理不睬。這些證據可以證明她未曾完成可以合法取得博士學位的論文,當然也不可能有所謂的一點五個博士學位(全世界有哪一個人有1.5個博士學位?那個「臭屁的」0.5 到底是左傾還是偏右?)蔡多次誆稱她持有「國際經濟法博士」,但是目前「出土」的三個不同版本的所謂博士學位證書卻明明白白地寫著Doctor of Philosophy。姑且不論翻譯技巧的差別,Doctor of Philosophy 再怎麼運用狂野的翻譯法都不可能會是「國際經濟法博士」。何況,英國制度下的法學博士只有兩種: LL.D 或 DCL兩種,壓根兒就沒有國際經濟法博士這玩意。

 蔡在民主沙龍騙囡仔的澎風演講說:她口試的時候,除了自己的指導老師以外,還有一位律師和一位經濟學家。律師說她的經濟方面的論述寫的很好,經濟學家卻覺得她法律方面寫的很好。那個已經辭世的所謂指導老師只有學士學位,而另外兩個口試委員卻非從自己的專業評估蔡的學質,蔡在囡仔排排坐前澎風是在自掘墳墓暗示自己不夠格,不是嗎?

間接證據也是證據,而且證據力不亞於直接證據。

 近日在論文門的辯戰中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證據,有倫敦政經學院否認擁有蔡的口試委員名單和口試結果報告的證據,也有蔡律師援引的倫敦大學主張說蔡的名字曾經出現在應屆畢業生名單上以及蔡曾經依規定繳交著作權授權書,因此蔡(應該)業經頒給了學位。網上有不少評論多認為目前可以證明蔡沒有學位的只是間接證據,而蔡是否有學位恐怕是倫敦大學說的算,因此,一種看戲的心態就湧現在媒體,而民、國兩黨的一些重量級人物,如王志堅和黃子哲竟然在電視節目上,以「好個羅生門」為藉口,沒有勇氣明確表態,反而學著盛竹如說:我們拭目以待! 可以了解,很多人寧願當「德之賊——鄉愿」,否則太坦白豈不遭通緝?

 台灣的證據法教育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間接證據就不是證據嗎? 間接證據在證據力方面就一定輸給直接證據嗎? 不然!

 舉例說明:假設審判過程中需要證明在紐約世貿雙子星大廈爆炸不久前,是否剛好有噴射機飛過紐約世貿雙子星大樓,一個身為被告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堅持說他看到類似莊子逍遙遊裡描述的大鵬鳥飛過世貿中心附近上空,而且剛好放了個響屁。另一個證人則是個在世貿中心附近擺攤子的小販,他沒有親眼目睹噴射機撞上大樓,只是在聽到一聲巨響後抬頭看到大樓起火爆炸,並且看到大樓附近的天空有那種噴射機尾巴噴出的白色鱗狀煙霧殘留。恐怖份子的證詞是「目擊者的證詞」是所謂的直接證據,攤販的證詞相對而言是間接證據,因為他沒有親眼看到噴射機也沒看到大鵬鳥。你相信誰講的? 你現在還說直接證據比間接證據強嗎?

  一個有販賣學位前科的大學,明明握有口試委員名單和口試結果報告卻選擇不提供,說什麼會引起當事人(蔡英文)的心理不適和難堪,所以基於保障她的隱私權的理由,不可公布,然後從已經流落街頭的應屆畢業生名單和制式論文著作權授權書,要看不到證據的人推論學位業已頒發——因為它講的算!?(應屆畢業生名單是個「騙肖仔」的證據。筆者曾經在美國Juris Doctor 畢業典禮前替兩位名字在應屆畢業生名單上的同學惡補,幫助他們在最後一分鐘完成畢業資格要件。 筆者數回上美國的新聞或政論節目,都被要求在開始「死不驚人死不休」的評論之前,填具將即將開始的錄影的播放著作權授權給製作單位。萬一填好後突然停電,可以拿著那授權書當作已經錄影完成的證據嗎?)三個同屬綠營,而且與蔡沒有深仇大恨的學者根據獨立調查所取得的證據,雖然不是所謂「一槍斃命」的直接證據,卻比倫敦大學違背常識的所謂「直接——但見不得人」的證據更具證據力,更有說服力。 雖然蔡英文沒收了你們當陪審員的權利,你們可以在這種可受公「審」的社會矚目案子裡,在3C產品前充當陪審員。 告訴我: 你們相信誰? 還要說:「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良心放長假去了嗎?


 加州民事訴訟陪審團審理指示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Civil Jury Instructions (CACI) 第203條 Party Having Power to Produce Better Evidence。 原文照引: “You may consider the ability of each party to provide evidence. If a party provided weaker evidence when it could have provided stronger evidence, you may distrust the weaker evidence.?” 陪審團必須考量每一個當事人提供特定證據的能力。 如果一個當事人明明可以提供證據力較強的證據,卻捨而不用,反而提供比較弱的證據,陪審團可以不相信當事人提出的那證據力比較薄弱的證據。

怎麼跟無麻醉拔牙一樣?Why would it like pulling the teeth?

 「跟拔牙一樣」“like pulling teeth:根據韋氏字典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指的是非常困難並令人懊惱沮喪的事 ”something is very difficult and frustrating“ 範例:

Getting him to make a decision is like pulling teeth. 要他做個決定宛如拔他的牙齒(不用麻醉劑)。蔡只需寫一封簡單的信給她的母校倫敦大學,要求它提供蔡的口試委員名單,就是指導教授還有那兩個很「幽默」的委員(一個律師、一個經濟學家)的名字,當然也要提供他們討論了很久的兩個(2.0)或一點五 (1.5)個博士學位授予的討論紀錄以及他們「歎為觀止」的高評分。

 蔡英文當然也可以立即打個電話給倫敦大學! (美國的電視廣告常常有“Call Now”的廣告詞要觀眾立即行動,下單訂購。 Call now 有這麼難嗎? 還是你像剛移民的台僑第一次聽到這種Call now 的廣告,還以為是誰這麼 「可惱」呢?

 有那麼難嗎? 還是你要學陳時中說:「不然要怎樣?」 乾脆耍流氓了嗎?


**江建祥律師1978畢業於政治大學法律系,服完軍法預官役,返回政大取得法學碩士後,於1983移民美國,並在加州首府McGeorge 法學院取得Juris Doctor 學位。曾任南加州聖伯納帝諾郡副檢察官 (Deputy District Attorney),專精刑事訴訟,後轉任律師服務洛杉磯僑界逾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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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算什麼東西?

        ---江建祥律師**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紐倫堡戰犯大審中,參與納粹殘害人類罪的德國軍職人員僅存的「阻卻違法」(Defense) 是:「我們是在沒有其他選擇的狀況下依令行事」。對恪遵法條的法匠而言,「依令行事、依法行政」似乎是無懈可擊的抗辯 ,但是篤信自然法的參審法官卻完全不買賬,他們堅持:一個人的良心在關鍵時刻,必須能夠override( 反超控)已經「故障」的現行法或上級命令。因此,這些助紂為虐的納粹軍官,因為在關鍵時刻沒能服膺更高的「法」,而必須為自己的犯行付出最沈重的代價。

 安蒂岡妮Antigone 是古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在公元前442年的一部悲劇巨作。該劇描寫伊底帕斯Oedipus 的女兒安蒂岡妮不顧國王克瑞翁Creon的禁令,將自己的兄長,反叛城邦的波呂尼刻斯Polynices安葬,而被處死,而一意孤行的國王克瑞翁也遭致妻離子散的命運。劇中當國王質問安蒂岡妮為何違反他的禁令私自埋葬親兄時,劇作家索福克勒斯有下列流傳千古的對白,堪稱自然法的濫觴:

「 王問:不要多廢話辯解,就一個字,告訴我你難道不曉得我下了禁令禁止任何人(安葬他)?

 安蒂岡妮回說:我知道,我當然知道;你的禁令非常明確。

 王: 那你還膽敢違逆我的禁令?

 安蒂岡妮義正詞嚴地駁斥:對我而言你那禁令不是天神宙斯頒布的,也不是地上與神同在的法曹特別制定讓所有人遵守的律法。 我更不認為你一個凡人有這麼偉大,竟然可以立法直接抵觸諸神的不成文且永垂不朽的律法。這種法是自古至今長存,沒有人可以確知它們的源出。」

安蒂岡妮在歐洲思想史上,被塑造成維護自然法,不向世俗權勢低頭的偉大女英雄,激發了後世的許多思想家和法學家的哲思。

 在敬畏上天的司法人員的良心上,刻畫著高於行政命令、法律甚或憲法的上天律法。英國著名的神學家、文學家 C.S. Lewis 魯易師主張這種刻畫在人類良心上的「天條」就是老子在道德經裏所講的「道」。這種上天的律法Natural Law 和 the Law of Nature (也就是適用於萬物運行於宇宙必須遵守的定律,譬如地心引力或磨擦力),一樣都有舉世普遍性,不因歷史、文化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譬如:多數文化奉行一夫一妻制,即使有些文化容許一夫多妻制,但無論任何文化都不容忍貪惹別人的老婆、違反「朋友妻不可欺」原則的登徒子。

 可以直接、間接證明蔡英文始終沒有獲得英國政經學院博士學位的證據經過林環牆、賀德芬以及彭文正等教授兩年多來鍥而不捨的調查,已經達到罄竹難書的程度。 近日英國高等行政法院更明白宣判因為倫敦政經學院(LSE)逕自否認擁有任何有關蔡英文博士口試委員(names of the examiners)和口試結果報告(report from her viva)的資料。衡諸各種可能性,法院認定LSE並沒有有關蔡英文博士口試委員及口試結果報告的資訊。英國高等行政法院卻沒有學姚念慈法官來個「候核辦,退庭」,而直接說「啊伊兜無啦,阮無法強制伊給汝伊無的,退庭!」

 蔡英文論文門鬧劇應該就此劃下休止符了吧? 歹戲拖棚,台上演爛戲的女主角不願退場,苟延殘喘地推出可憐的「高維拉」,逼迫她非自願地因家暴緋聞出來跑龍套,轉移視線。嗜血的媒體也瞬間變成「插播」「好看的」幫凶,把整個戲碼都攪亂了。 但是,把別人都當作傻瓜的,其實是最傻的人。 除了跟著裸體女皇後面小碎步跑的太監、佞臣和無知隨著起哄的盲目群眾之外,別忘了還有很多佇在路邊敢怒不敢言的百姓,他們在等待「牆倒眾人推」的時刻到來。

 誰要成為第一個拆下第一塊磚頭的勇士? 1987年六月十二日,雷根總統站在柏林圍牆前演講時,對當時的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喊話:拆毀這道牆 Tear down this wall! 三年後,柏林圍牆倒了,東西德終於統一。 針對蔡假博士醜聞,能夠發難「拆牆」的,除了監察院之外,還有立法院諸公。 監察院院長陳菊會有勇氣大義滅親嗎? 套一句法學生的術語:沒有期待可能性! 而許多立法諸公好像都變成了豬公,只顧著尸位素餐,和獨裁者共享政治利益。

  在此痛心疾首地呼籲良能、良知和良心尚存的知識份子勇敢地站出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台灣的司法改革需要從法律人的革面革心做起,讓每一個有心的法律人都可以「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視之為一生最神聖的任務。如何革面洗心? 最基礎的工程就是回歸天道,敬畏天地,能夠在面對侵害人民權利的獨裁者時,不屑並勇敢地學安蒂岡妮Antigone問:「你算什麼東西?我不認為你一個凡人有這麼了不起,竟然可以直接抵觸上天的不成文且永垂不朽的律法?」

 人類不是脊椎動物嗎? 為什麼那麼多人都變成沒有脊椎的蚯蚓,躲在陰暗的泥土裏自嗨甚或自憐呢? 切記,在關鍵時刻沒能服膺更高的「法」,而趨炎附勢、助紂為虐的最終必須為自己的行為或不行為付出最沈重的代價?


**江建祥律師1978畢業於政治大學法律系,服完軍法預官役,返回政大取得法學碩士後,於1983移民美國,並在加州首府McGeorge 法學院取得Juris Doctor 學位。曾任南加州聖伯納帝諾郡副檢察官 (Deputy District Attorney),專精刑事訴訟,後轉任律師服務洛杉磯僑界逾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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